王岸然
2018年1月23日
馬克思法律看法的轉變 所謂三大迷信是，
對議會重要性的迷信、
對專業的過分迷信、
對香港 香港法治制度的盲目崇拜
已到迷信的地步。在香港，講法律法治的人，像是信教者談及《聖經》一樣，對法院法官權威性的膜拜，則似面對教會和教義；基督教還有批判者和改革者，法律界有嗎？
港人最大的政治對手是中共政權，她也是口口聲聲在講法治，實行起來卻沒有香港法律界的幼稚無知。中共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年輕時讚賞法律是自由的《聖經》（Bible of liberty），晚年時則完全改變，法律只是統治者的工具，是社會的上層建築，存在的目的只是為下層建築的資本主義服務。
無論按馬克思的學說，還是中國傳統的法學思想，不謀而合之處是，法治只是方便治國的工具，一點也不崇高，只應加以利用，不會加以崇拜。香港法律界的幼稚病在於自己崇拜法治，便以為中共也一樣。大律師公會改選，原主席不能連任是因為沒有及時出聲反對「一地兩檢」，原主席的現實主義變了出賣法治。筆者見陳文敏、戴啟思、駱應淦等新領導喜氣洋洋，以為你們有能力阻止高鐵「一地兩檢」推行嗎？你們似乎已忘記決定法律解釋權的人是法官而不是律師。
香港的法官在維護法治的公平方面已經漸漸變得不可靠，這不是說所有案件均是如此，或是法官界已經腐敗，而是涉及憲政和政治敏感的案件，香港法官偏幫政府已經十分明顯。什麼大律師公會是否及早發表意見有什麼用？法官怎麼判才是重要的。
法律是專門知識，要監察法官只能靠在同一遊戲中參與多時的大律師。這是說，應該有人對法官於判案不公時、法律理解有謬誤時，加以無情批評。法官的職業保障比所有行業都強，所以專業道德的監察也遠比其他行業更重要；可是香港的律師永不肯當批評法官的「醜人」，口講是另一回事，搵食當然比法治重要，會得罪法官的話是不會公開說的，無論多麼有理。
就以黃之鋒和黃浩銘分別判監3個月及4個半月為例，法官陳慶偉的裁決和判刑大有原則性的問題，市民感到不平，只能在法庭痛哭，而不知如何批評法官；知的又不會多言，最多是支持上訴而已。上訴能否成功，未知；成功也不等於法官不應受批評，法官應比任何人清楚法庭程序對一名被告的折磨，這個法官在重判之餘也充分利用這個過程，這是有公正之心的人會做的事嗎？陳官把所有對被告有利的觀點視而不見，只強調佔領對小市民不公平。
重判始於「魚蛋革命」案
希望以嚴刑峻法打擊民主和社運抗爭者是政府所希望的，香港的法庭和法官過去對同類案件是寛容的，陳官要充當改變這個傳統的馬前卒是你的選擇，但可否找尋一些更有說服力的論據？罪與罰應合乎比例（proportional）才可服眾，你可以用文明的道理說明重判的必要性嗎？
黃之鋒和黃浩銘可能用了一點小學雞論述去阻止執達吏的工作，但最嚴重也不過是類似阻差辦公延誤一兩個小時。
正面地看，兩人的行為令現場的群眾有較長一段時間消氣，根本有助維穩。藐視法庭是不給法庭面子，這便要重判年輕人坐監，毀人一生前途嗎？不合比例的判決是原則性錯誤，是違反普世文明地區的司法價值，筆者要嚴厲譴責這個陳慶偉法官，你既不專業，也不文明！
言論自由、表達自由、示威自由都是人權，這些都比法官的自尊心和面子重要。只要不干擾司法的正常運作，人民是有權藐視不喜歡的法官。法庭應有信心，以道理和公正建立權威，而不是靠嚴刑峻法。順帶一談，有藍絲在法庭外以有種族歧視的語言辱罵法官被捕。筆者希望被告最終是因種族歧視承擔刑事責任而非藐視法庭。人民以言入罪非始於23條，而是出於法官脆弱的自尊心。簡直是文明的諷刺！
三權合作，打擊港獨，實情是打擊民主和社會的反抗力量，法庭走向從重判刑，開始於一年前多件「旺角魚蛋革命」的案件。
今天以梁天琦為首的6人暴動案，案件預計審訊80天，第一個壞消息是法庭應控方要求，頒下報道禁令，禁止傳媒於案件未抽選陪審員前以任何形式發報有關法律程序。
這是涉及國防外交還是間諜的案件？這只是一件政府運用一切手段要把梁天琦重判的刑事案件而已，法官何以對控方要求這樣合作？不公開，令筆者對本案的不公正更感懷疑。
筆者提醒傳媒特別留意一個問題，就是政府會否利用不光彩的審查陪審團（Jury Vetting），以增加案中被告的入罪機會。這是利用政府的人力物力，先對所有抽中的陪審員作背景、甚而是政治傾向作預先調查，從而能在名單中反對親民主、親本土、思想開放的人士任陪審團成員。筆者不敢奢望法官會公正監察控方，今時今日，希望法官公道一點，也是太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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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英縱出太多法治小清新，不明白中國的險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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