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5日星期二

專訪賈葭:媒體死亡的代價中國人“不知道該信誰!”

專訪賈葭:媒體死亡的代價中國人“不知道該信誰!”

日前,騰訊幣所屬的自媒體平台《大家》被封號。這個曾經集中了許多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自媒體信息平台,封號前的最後一個頭條文章是《中國正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

  • 2020-02-24


日前,騰訊網所屬的自媒體平台《大家》被封號。這個曾經集中了許多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自媒體信息平台,封號前的最後一個頭條文章是《中國正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本台記者唐家婕專訪了《大家》的創刊主編,中國資深媒體人賈葭。

唐家婕:作為騰訊《大家》的創刊主編,當你知道《大家》被封號的時候是什麼狀態?

賈葭:我其實早我經歷過很多次媒體被封。2003年,我要入職《 21世紀環球報導》的那一天,報紙被封了,我特別傷心。我有一個心理準備了,這是遲早的事情(笑)。大學讀過一本《方法》雜誌,由中國頂尖的學者談頂尖的問題,也被封了。
當時別人告訴我這個(騰訊《大家》封號)消息的時候,我正在做飯。我特別平靜,我吃完飯,把鍋都洗了,坐下來才開始想這個事情。因為我總覺得…。 ..會有這麼一天的,而且她堅持到現在已經很不容易了。


https://youtu.be/maPcOe1bxjw
視頻:賈葭,梁頌恆,楊岳橋,林飛帆台北對談

2012年互聯網發展中國媒體短暫見曙光

唐家婕:騰訊《大家》 2012年底成立的時候,騰訊副總裁孫忠懷說要打造一個“百家爭鳴,兼容並包”的思想盛會,當時成立的源起是什麼?

賈葭:那之前我跟長平老師在香港做《陽光時務周刊》,騰訊幾個領導來香港跟我見面,問我願不願意回北京做一個評論頻道。因為網站的原創在過去很多年都沒有做起來, 10月中旬我回到北京,大概用一個半月就完成產品開發跟測試,12月15日上線。先從網站做起,來年才開始以微信公眾號為重心。

唐家婕:這也不過8年前的事,2012年中國的媒體,互聯網環境是怎麼樣的呢?

賈葭:!整體環境因為技術讓大家比較樂觀吧你要說政治環境,正好又遇到新老交替的背景,從胡錦濤到習近平的交接那年,年底剛好是十七大。

唐家婕:你說過“大 “的原則是洞見,價值,美感,當時是怎麼找寫手?怎麼找題材的呢?
賈葭:曾經我當時沒有限定。中國專業評論一直沒有做起來,騰訊《大家》當時野心很大,比方說神五,神六上天,老闆說你去找個航天教授或學者,千萬不要找媒體人。他當時特別突出專業這個詞。我們怎麼把大眾與專家之間連結起來,既有學理論述,又有深度分析,而不是簡單停留於時事評論或流於表面情緒,我們倒是很忌諱這個,所以一開始找人不容易找。有時候專家稿子來,要花很多時間改。一開始蠻難的,但我覺得很公平。
唐家婕:你在《大家》的時候,最受歡迎的評論文章是哪一類呢?

賈葭:我在的時候有個現​​像比較好玩,談中日問題的文章受歡迎。我們請在日本住了很多年的專家學者,還有兩,三個日本資深媒體人用中文寫稿,最後還結集出了一本關於日本評論的書。日本媒體人,學者寫稿特別認真,細膩,又會講情感,言之有物

唐家婕:對這類題材或文章質量的要求,反映了“大家”或中國讀者的什麼特點?

賈葭:。讀者大概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社會的菁英人群一開始騰訊QQ的讀者我們認為比較低齡,《大家》剛創立時,讀者也會反映文章太深。後來我跟領導討論,就說那看不懂的讀者就不是我們的讀者,另外就是時間久了,他就會看懂了。

唐家婕:《大家》當時的文章最高的閱讀量可以達多少?

賈葭:在微信端最高九百多萬篇,在網頁端有一篇三千多萬閱讀量。

賈葭:《大家》死在沒有評論自由

唐家婕:《大家》被賜死了以後,你指出 “為大問題而生,為大問題而死”。生的時候的大問題是什麼?死的時候,留下的問題又是什麼?

賈葭:。生的時候大問題想得很明白,我們面臨很多問題,但沒有為大眾解釋比方說,中國為什麼在經過一百多年現代化進程,還是如今這個樣子?但你不能天天談政治,制度,你要提供具體的方案,策略。我們雖然不能談當代的政治改革,但可以談漢代王安石,可以談晚清,有些話要透過知識分子用自己的話講出來,你就是取乎其上,得乎其中了,目標挺大的。

至於死,媒體就是大問題啊。這次疫情這樣嚴重,言論和一個國家國民健康的安全有沒有聯繫?是不是大問題?

2017年4月16日,台北一場論壇上賈葭(左至右),梁頌恆,楊岳橋,林飛帆對談。(RFA資料照)

唐家婕:《大家》最後一篇文章是《中國正在承受媒體死亡的代價》。作者說,面對疫情,媒體正在做的基本上都不是合格新聞媒體應該做的事情。在你看來,疫情當前,,合格的新聞媒體,應該要做些什麼?報導些什麼?

賈葭:
這個話題就大了。但受的約束多啊。很多人想成為合格的媒體,但在現實面前你會碰壁。

媒體死亡的代價中國人“不知道該信誰?”

唐家婕:那我們撇開中國政府的管控不說,一個正常的媒體這個時候要做什麼?中國民眾需要的是什麼?

賈葭:。可做的太多了首先你得滿足讀者與大眾對訊息的需求我舉個例子就像病毒來源能不能搞清楚現在沒有媒體在追?李文亮這件事,有沒有媒體把全部經過寫出來?武漢的小區百步亭,網上有大量的投訴,反映沒有人管,住不上醫院,不給確診;但是武漢政府卻說那個小區沒有病例。在這次疫情當中我們遇到消息非常混亂,我們不知道該信誰?

如果你什麼事都信官方媒體的說法,你會發現,哇靠,那很危險啊。

例如22號晚上,官方媒體要大家不要離開武漢,八小時後要封城,我們會把大家照顧很好。為什麼當天晚上逃出去三十萬人?就是不相信嘛。說明這種時候非常需要有高度公信力媒體去分析我們應該怎麼做:出武漢?不出武漢?說到底就是如果信息不公開,不透明,不實時,就會造成災難。

唐家婕:李文亮走了以後,你說每個人都在李醫生身上死了一部分什麼意思

賈葭:我們人的生命是一個個時間段構成,我在關心李文亮醫生的事件的時候,我讀他的微博,替他發帖子,我把我的生命分享給他。他死了,就是我生命分享給他的部分也死了。

唐家婕:李文亮過世引起中國社會很大的反應,現在兩個多禮拜過去,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會持續發酵嗎?

賈葭:這我不知道,但多多少少會種下一點種子吧。我在微博上看到好多年輕的00後小朋友們,做各種反抗的標籤,戴口罩要求評論自由,我覺得蠻感動的。

賈葭:2008年是中國媒體自由最後一次“迴光反照”

唐家婕:你在中國媒體待了十多年,你觀察中國媒體環境的變化是什麼?有沒有一個分水嶺是開始往上,往下走?

賈葭:2008年發生了四川汶川地震,記者很勇敢,很多媒體突破了限令,甚至無視禁令做個案報導及追踪。唐家婕

接下來就是往下走了嗎?

賈葭:是,尤其到互聯網時代以後,客戶端,微信號,都有非常細緻的操作要求。奧運會之後,商業網站的頭條,二條,三條,大概是閱讀量最大的幾條新聞。過去有自由選擇,但是奧運會之後,網管辦給商業網站每天發五條內容替換三條。
每天做頭條,二條,三條,我們叫做自助餐。這個東西本質上就是不是自由的,不能發別的新聞,只能發他給你的。

2017年4月16日,賈葭(左一)在台北的“兩岸三地新領袖論壇”。(RFA資料照)
賈葭:中國式的訊息傳播轉向“地下”

唐家婕:那麼從2008年到現在的管控,這十多年對民眾,對記者的影響是什麼?

賈葭:只能越來越蠢唄。

唐家婕:你是過“有良知的文字,會記錄描述及解釋我們遇到的問題。”現在是2020年,你對在中國還在繼續寫作的人想說什麼?

賈葭:2015年高考結束時,很多家長都跑來問要給孩子報什麼專業?我說,這個東西你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最好先去做親子鑑定,如果是親生的,就不要讓他報新聞。我做十多年新聞經驗,又不賺錢,又傷心,還要冒著風險,是成本收益奇差的行業。
但是,有志於此的年輕人從來都是絡繹不絕的。可能軍隊幾年以後也會看到這個問題,做出自己的選擇吧。
作記者有兩種:一種是記者,一種是中國記者。

唐家婕:疫情之初,有很多外媒對中國突然百花齊放的媒體,自媒體感到讚歎,甚至對中 走向新聞,言論自由樂觀你怎麼看?

賈葭:。?。這要分成兩個問題來看第一,技術進步對中國媒體環境有沒有促進我覺得有,但是有限的比如公眾號非常清楚說像我的朋友王五四就是這樣,他已經被刪掉了12​​5個公眾號,但他非常清楚我只要這麼一發,在短短一兩小時內傳播到10萬閱讀量以上,利用這個時間差,只要我這個文章保存一到兩個小時。

這種在過去沒有微博,微信,前互聯網或互聯網1.0時代,大眾是看不到的。因為你需要一個公開發布的渠道,需要媒體才能發聲。後來,互聯網2.0時代讓信息變成一個平等的,多重性分佈,所以技術的進步對於這樣的聲音發出來是有利的。

外媒說看到好多公眾號,突然發了一篇三觀超正,信息量超豐富的文章,幾小時內變成一百萬閱讀量。背後可能就是一個人,一個小團隊。但你現在回去看外媒讚歎的那些文章,一條條都是被刪除的。

唐家婕:謝謝你接受我的採訪!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huanjing/jt-02242020130915.html/ampRFA?__twitter_impression=true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