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與中共高幹子弟
林保華
2020/6/23
澳洲知名中國問題專家漢彌爾頓（Clive Hamilton）和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研究員馬曉月（Mareike Ohlberg），在《隱形的手：中國共產黨如何重塑世界》（Hidden Hand: Exposing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Reshaping the World）深入剖析了北京與華爾街之間深厚且共生共存的利益關係。新書除了分析北京藉由與華爾街大亨交好，來影響華府決策外，也進一步拆解北京如何「深耕」華爾街，確保影響力綿延不絕。
其實這是中共與華爾街關係的第二步。其第一步則是 1990 年代在香港上演。
「新中國」第一批出國留學是在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之後。除了原先有海外關係的「黑五類」之外，就是中共高幹派他們的子弟出去，那時恐怕還沒有很明確的是在推行世界革命，而是了解世界大勢，「師夷之長技」，由於當時開放學習西方，因此我也比較是以正面的態度來看待。也是在那時我在香港認識了不幸英年早逝的中國年輕經濟學者楊小凱。
六四之後，就有一批西方學成之後的「海龜」在香港出現，有部分是高幹子弟。因為那時中國還很落後，回中國生活貧苦，也難發揮所學，正好就與華爾街搭上，就任職於投資銀行的中國部，利用他們在中國的關係網，協助華爾街在中國掘金。那時他們的身份是更接近於「買辦」。
最響噹噹的第一炮是任職於小摩（J.P. Morgan）的宦國蒼，他是中國外交部高官宦鄉的侄兒。當時公司給他在港島山頂租了月租一萬美元的豪宅，在中資圈子裡引起轟動，因為當時外派中資幹部薪資很低。可能也觸動不少幹部子弟要去高攀華爾街。
當時悄悄來了一批「海龜」在香港聚集，成立了他們自己的團體。我已經融合在香港內部事務中，所以與他們沒有什麼來往，只是認識幾位，因為香港大學也聘請了幾位「海龜」經濟學者任教，例如汪丁丁與蕭耿。
1993 年開始中國 H 股在香港上市，就是華爾街與他們結合的產物。後來成為地產大亨潘石屹夫人的張欣，14 歲從中國移居香港後，再到英國劍橋就讀，也在 1993 年學成歸來，任職於英國一家投資銀行。她也參與 H 股上市事宜。她親口對我說，他們到中國的這些企業，檢查公司賬目，根本就無法上市。但是為了賺錢的需要，會協助這些公司把賬目整理的漂漂亮亮，通過香港證監會的關口，在香港交易所掛牌，經過大力宣傳，形成搶購熱潮。對這些後來稱之為 H 股與紅籌股者，我大都敬而遠之。
早期與華爾街外國勢力「勾結」的大多是紅二代，因為眼紅，官二代也加入了。曾有報導溫家寶擔任總理以前，兒子溫雲松也想巴結華爾街被拒，就自己組織私募基金。
1995 年成立的中國國際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金），是中資的中國建設銀行與大摩（Morgan Stanley）合資的，大摩佔三分之一股權。總理朱鎔基兒子朱雲來由部門負責人逐步升為執行長。由於其官方背景，公司盈利豐厚，在中國高階管理層學會大摩的賺錢招式後，不甘肥水留到外人田，便千方百計稀釋大摩的股權，將其利益分給中國高層。大摩雖然不滿，也無可奈何，只能將其股權出售，終止合作關係。這是最早出現華爾街與高幹子弟因為利益分贓不均而爆發的醜聞。那也是十幾年前的事情了。
在大小摩之後，高盛集團與中國關係也日益密切。
由於掌控中國官僚資本的高幹子弟已經羽毛豐滿，華爾街想繼續在中國淘金難度自然提高，而中共也有意識以滲透方式，並以利益綁架華爾街「以商圍政」。所以川普的反中政策，華爾街態度曖昧，也因為在中國的不同利益關係而有不同立場，情況十分複雜。川普言論引發華爾街股市的大起大落，也不是沒有他們的影子。
而中國所滲透的豈止華爾街，還有其他國際金融機構，他們經常吹捧中國的經濟成就而唱衰美國。
面臨美國的總統選舉，中國絕對不會袖手旁觀，華爾街這邊自然也不會放過，會採取何種形式值得注意觀察，至少民主黨參選人拜登募到的款項已經比大商人出身的川普還多許多。這是川普的警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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