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服刑港人揭中共看守所酷刑黑幕 「有錢有特權做乜都得」
2020年10月28日
去年港人反送中，竭力奮鬥，但隨着王婆婆與12港人先後身陷內地看守所，也許我們與一河之隔的看守所群，距離並不遠。曾經進出深圳看守所、在內地服刑的港人接受《蘋果》專訪，剖析深圳看守所的架構，爆出看守所內種種黑幕：「有錢就有特權，你有權有勢有關係，做乜都可以。」
內地法律容許拘留期限多次延長，人權組織都指，中共為達至定罪，在看守所嚴刑逼供是毋庸置疑的，不過現在，當局已不甘只於看守所這個還有規例的地方用刑逼供，「指定監居」是他們愛用的新手段，「看守所已經不夠中共來折磨人」。
也許，面對強大的力量，香港人兩手準備，不忘初心，同時可以了解深圳河以北的司法體系，知己知彼。
港人阿木（化名）進出過內地的看守所和監獄，對看守所內的情形瞭如指掌，跟《蘋果》說起看守所內所見所聞時，幾乎想都不用想，「（看守所）門口外圍是由武警負責，入面的管理是公安負責，看守所是公安機構，有個鐵閘，囚車下去，警察就會要你入去，過了安檢，就會進入收押室。」
最近一次被扣留是在這半年內，記憶猶新，「首先見到的就是放風場，放風場後就會見到主倉，大概就有30幾人就在這個淺窄的地方裏。」阿木說，所謂的放風場，其實就只是一個露天的地方，吃飯、洗澡都在那邊做。
阿木說不出一個倉有多大，但是他說得出以那個空間容納的人數之多，「總之不人道」。他指，一個倉容納20人，但是，實際上容納的人數，永遠都是多於這個數字，有可能是那一期太多人被拘留，更大可能是，為了讓監管的公安方便管理，「就有一個阿Sir，說一號倉二號倉三號倉，就是他管。如果他要管，減低他的壓力，認為三個倉可以group（組合）埋兩個倉的話，那個倉就寧願不開。」阿木說，20人的倉，住30人有，35人也有見過。
他們睡的不是獨立床，而是通鋪，「不是一人一張床，香港（收押所）就有纖維床。他們用通鋪，一份大的木板，由頭拉到落尾。」但20人的倉，囚禁了30人以上，睡覺時間，就算有部份人睡在地板上，依然是會「膊頭掂膊頭」。
在倉內，按法律他們並不需要勞動，但是每日就只能在那個細小的空間，與其他被拘留者聊天，被扣留的時間也無法估算。長時間把人囚禁在這麼狹小空間，本來就是一個折磨，「一日24小時，除了見律師、提審，或者必須出去的，你都只能在倉裏，因為要防止你們串供。」
內地律師黃沙去年曾針對在看守所進行調查，透過律師向101名於全國各省的被羈押者發放問卷，有九成人認為，看守所內空間擠逼，當中有近三成人覺得非常擠逼。黃沙也指出，根據《看守所建設標準》，看守所的普通監室應只容納最多16人，比阿木知道的還少。
阿木說，他們偶爾要上思想改造課，「咩咩咩咩咩十九大咁樣，一定要聽佢哋講，共產黨幾好啊、咩精神啊、黨對你幾好啊。」
「沖涼都是風倉，有個水池，一有熱水就會帶桶去載，但是，sorry，不到你用。」在看守所，放風場既是吃飯的地方，也是洗澡的地方，當局聲稱有熱水供應，但是供應卻是十分限量，幾乎都不會讓普通的被扣留者使用。能使用熱水的「不普通」被扣留者要不是幫警察看管其他被拘留者的「倉頭」，要不就是長者，「驚他們心臟病死」。
阿木至今提起在看守所的伙食仍然「難以忘懷」，「食的又垃圾，完全都不知食甚麼，我都不知道怎樣說，有時見到都不開胃。」他指，雖然可以用零用錢買副食品，但是在中國的看守所，也有中國的「國情」，「一個人可能最多就300元人民幣（下同，約348港元），一個倉可能就四五千（約4,640至5,800港元），但是問題來了，有時倉的數量總共限制，他們的卡可以霸了你的額，有權不讓你買那麼多，然後你買300，不行，你只得100。」
「你有權有勢有關係，做甚麼都可以。」阿木說，看守所的警官會主動留意誰有「家底」，便會去找他的家人要點甜頭，「找家人，找你出去傾，阿Sir都會『索吓』看你有沒有錢，你屋企有『貨』的，就會跟你要家人的電話，打給你的家人，你家人就會以各種名義，為你在入面好過。」中國口講依法治國，但老是常出現的還是那句話：有錢使得鬼推磨，「你就好多特權，例如不用做事，例如你會有私家枕頭、內褲，你會見到的，有些有特權的，會見到阿Sir突然推串燒入來，（他們）可以在入面買串燒、拉麵、麥當勞、豬腳，全部都是有關係的。」以阿木所知，要有這樣的特權，每月要孝敬近萬元給看守所。
阿木說，在看守所內，如果看守警員認為你做錯事，羞辱、折磨也是少不免，「你就戴腳鏈，手扣扣住腳鏈，你個人就好似『躝』咁，你要去出面個庭園行，一路叫口號，『我一二三倉，陳小明，因為打交被管教，所以加腳鏈，大家不要學我』，然後寫檢討書，當住所有人面前朗讀。這個問題是怎樣怎樣怎樣。」
看守所內，一直為人詬病的是酷刑，阿木也見過一間禁閉室，後來知道那個地方是「行刑」用的釘板房，是一個清空的倉間，裏面有一塊木板，「好似十字架咁，將你的手手腳腳扣在那，不讓你下來拉屎撒尿，你要（拉）就在床上。看你有多硬淨，一般兩三日都崩潰。」
中國看守所內的酷刑，多不勝數，維權律師謝陽2015年被捕後，被拘押期間就要坐「吊吊椅」（高腳凳），直腰坐正不能動，又遭毆打；廣州維權人士張五洲近日也在廣州看守所被施以酷刑，手腳被扣在一起成人球。總部設在美國的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中國部研究員王亞秋對《蘋果》表示，五年前他們就做過大型調查報告，追訪多名在內地被施以酷刑的人，當中最常見的刑具就是鐵製老虎凳，「老虎凳是中國共產黨發明的一個器具，讓你長時間保持一個姿勢不要動，這個是看不到傷口的，不像打你會有傷口、瘀青。你沒法動，沒法動就會非常難受，在非常難受的姿勢之下無法動。」
王亞秋說，內地為高定罪率，嚴刑逼供是中國公安系統常見的手段，這樣也造成不少冤案，「有非常多的證據來表示很多受害者都是因為無法忍受酷刑的情況下，才承認這個控罪，已經不止於人權案件，很多很多案件都是透過控告，非人權類的案件，都有這種情況。」
除了把政治異見人士關進看守所，近年常見的是「指定監居」，即指定居所監視居住，王亞秋直言，「都不知道那個人被關在哪裏，整個的情況是更加的惡化，是無可否認，他們已經發明一個更加厲害的逼供方式。」
近日香港團隊T2KY拍攝製作的紀錄片《刑．暴．誌—記抗爭者》在香港社區播放，當中講述4名中國抗爭者（謝文飛、張聖雨、陳雲飛、 劉萍），因聲援香港抗爭或紀念六四而被拘並遭受酷刑，記錄片上月的播放會邀請了社工陳虹秀、法政匯思李安然等人體會酷刑，大家都直喊辛苦。也許，在今時今日沒甚麼不可能發生的事的香港，像T2KY的發言人鄒幸彤所說，大家都學習多一點，「我覺得十二港人嘅遭遇，令我哋明白係需要內地抗爭者同維權律師嘅支持，要學習佢哋面對打壓嘅經驗。」
《蘋果》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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