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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政府將民眾的健康碼轉成紅碼，阻止他們追討銀行存款，不少人以此為由反對香港實施健康碼，這樣我們未免將底線定得實在太低了，因為政府只要一句「香港不會這樣做，市民毋須擔心」就可以胡混過去。
「反對」需要嚴謹的邏輯，它在將來對人權自由的潛在侵害固然需要被指出來，但對方亦很容易以尚未實現為由克服反對，好比男人在未一起之前一定會說以後會對你很好，他一定不會怎樣怎樣。你指出他將來的壞是沒有用的，你應該指出他本來就對那個女人很差。要扳倒亞基利斯應該要捉他的腳跟，而不是他還未長出來的頭髮。
然而，人們反對政策時往往相反，因為政策一落實，反對就失敗了，人們便轉移反對下一個將會落實的政策。這是無可奈何，但同時亦需要改變，因為政府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向人民步步進逼，將不被人接受的惡政分階段拆件，慢慢試探民眾的底線，使他們不情願地接受。
想想人們是怎樣一路走來。最先香港人是反對社會信用系統，令到政府不敢一蹴而就，需要「按步就班」，將它斬件式兜售。當初推安心出行的條件是甚麼？就是政府向大眾保證程式不會追蹤私隱，不會收集手機資訊，以及它跟健康碼是兩樣完全不同的東西。政府清楚知道人們抗拒被掃瞄，抗拒有一個碼跟自己的身份綑綁，所以他們怎樣調校？他們扭一扭概念，你們只要無碼就OK了吧？於是那個碼轉移到食店的門框上，換成是你來前來掃描。這樣數百萬人便成功進入了初學階段。
接下來發生甚麼，大家都清楚，政府的保證逐一打破。那個碼最終還是出現在你的手機上將你附身，掃描的角色還是還返到獄卒的身上——「還好，起碼它沒有變紅黃綠三色。」你是否記得曾經有一類食肆只要兩人一枱就可以不用安心出行？它連同寫紙仔被淘汰，打從開始就圍住無病的樹，扼殺他們的行動自由。接着，程式又要更近了，結合疫苗通行證。初時人們僥倖想，只要我肯用安心出行，不坐八人一枱，不打針也可以出去食飯，然後那個吃雞的風暴圈又收窄了，好吧，那我只食外賣，然後到公司也要求你打針。有人會為了堂食，為了可以出去拍拖，而打了第一針——「打完一針應該就唔使再打喇啩？」
要求又增加了，底線又退後了。
「打完兩針應該就唔使再打喇啩？」
結果他打到第三針，但到此為止了嗎？
當初人們接受疫苗通行證的誘因是甚麼？就是打了針就可以自由出入，無需要做煩人的檢測，證明自己無確診，並跟政府一同敵視無打針的人，將他們視為播毒的元兇。現在呢？你打十針都一樣要跟無打針的人一樣要做核酸檢測，打咗針就可以免除限制是政府的謊言。只要第一針接種率達七成就可以乜乜差差，然後到七成，就轉而睇第二針，然後第三針，到八成了，到九成了，到九成半了，可以乜乜差差未啊？袁國勇話，要114%接種率。整個接種計劃以欺詐告終，最後還是還原基本步，話睇返確診率，因為你打咗針都係有病嘅樹。所有底線你都失守，所有期望你都落空，結果你得到甚麼？乜差都無！也不是沒有，你起碼得到了屈辱，得到了兩條線。那些一針也沒有打過卻健健康康的人，他們反而可以大搖大擺，正如羅馬書寫道：
「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人們為何不再願為這件事說些甚麼，反對甚麼？整個社會被欺誘卻仍然無動於衷？因為他們為自己感到羞恥。
要收復失地，就要承認自己的過犯，承認自由權利的底線逐一失守是自己有份造成的，承認積極配合和適應新階段的改變，就是助紂為虐，就是有份為下一個階段鋪路。以前或可推說你本來不知道，現在你已經知道了，知道鋪了兩年，最終還是迎來紅黃綠健康碼、實名制、追蹤功能。
收復失地，不是指退守到下一道防線，而是你回到你本來棄守的陣地，將你的底線推回。這樣，你就不需要守住下一道防線，因為前一道防線已經幫你守住了，層層類推，終可收復全部失地，而這才是應有的反對邏輯。因此，我們不是反對健康碼將大家變成河南人，甚至，我們不需要反對健康碼，我們只需要反對使用安心出行就可以了，香港理應如世界解除所有限制出入的社會措施，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反對的陣地在這裡，健康碼自然沒有生存空間；但如果你將自己局限在反對綠碼變紅碼，那就等同認可了它實施，像女人認可了那個死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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