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執法人員（包括防疫）碰到外國人的時候都會陷入矛盾，意識到搞到外國人會「很麻煩」，但不搞他們便反映自己的執法沒有一視同仁，間接認證外國人是特權的。經過一輪內心掙扎，最終還是齷齷齪齪地搞到人家，既知道自己領嘢，又要故作無事。
忽然能夠控制一些你本來無法掌握的事物是可怕的體驗，若能散發這股武裝色，你就能擁有不被控制的自由。捉到一個自由人是恐怖的，因為他本是自由，你竟捉住他。不自由的人則可以隨便捉，因為他們還未人被捉之前，便思疑自己被逮住了。
在七欖看台，工作人員高舉板子叫觀眾戴口罩，吃喝玩樂的外國人沒有理會他們，使他們的舉牌行為看像一場自發示威。他們不懂得應對這種突發情況，因為換着平時，人們一見到牌子就會自動戴回口罩，例如那邊用免費飛入場的那群小學生，自會有老師監視他們，然而這些人卻是自由的。偶爾碰到一個同是自由的香港人，衝突便可能發生了。
越界管束的後果，他們無法控制，這是放棄管束的真正原因，唯有技術官僚可以幫助他們抺除箇中的尷尬。因此，最需要局長行使主見替政府解決麻煩的時候，局長最終選擇投靠客觀的守則，就像叫你返回主目錄請按0字。技術官僚是一幅怎樣的景象？就是大家都齊齊擺出一副愛莫能助的樣子，機器的惡與他無關，他只是一顆小齒輪——偏偏這正是技術官僚機器能夠火力全開的關鍵。
逮到外國人，齒輪也會感到意外，因為他們畢竟不是這部機器的一部分，這些異物可會損壞機器的。《金融時報》一名駐上海記者被捉入方艙，過程中每個人都意識到這是一個錯誤，卻又無法制止自己手頭上的執行，因為他們愛莫能助。他只是入酒吧前掃了一個碼，晚上就有大白上酒店捉拿他，連整棟酒店也封鎖了，僅因為是日新增的18宗確診裡面有人去過那間酒吧。二維碼一視同仁，他們只負責執行，沒料到這一連串的日常操作會令中國的防疫醜態被紀實報道出來。其中一段這麼寫道：
「司機下了車，把小巴鎖在身後，然後溜走了。聽到Hale是英國人的消息，一位同行的乘客很驚訝：『他們把你帶到這裡來？你拿著外國護照呢！』在愈來愈冷的小巴車上等了好幾個小時，直到凌晨兩點，它終於又動了。 」
外國人沒有特權，他感到驚訝。
來到方艙，Hale拍照，向大白套料，得悉他們也不能離開，日薪32美元。他表露自己是一名外國記者，問可否放他離開，大白感到困惑左右為難，因為這件事超過了他的權力範圍，但他意識到，這下麻煩了。
Hale被告知要隔離七日，最終隔離了十日，沒有記者就無法得悉這些細節。他說，當他放出來打算大擦一餐慶祝時，他猶豫了，因為他怕入餐廳掃一掃又會被捉回去，所以，他放棄入扒房堂食，叫了外賣。
在官僚眼中，這個碼可以帶來方便，因它准你到處可去。亦有很多使用者迷信這所謂方便，樂於扣上齒輪——因為他們都避免自己成為一個麻煩。見到一個麻煩友得到自由，他們感到困惑；見到他不自由，他們更加困惑。對方有特權嗎？特權只是自己喪權反襯出來的錯覺。對方沒有特權嗎？又感到不可理喻，好像覺得只有自己才是該受罪的那一群。只是，口罩能夠掩蓋失態，這可能才是不想脫下的真正原因
沒有留言:
發佈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