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過聯合國的回信,知道被送入新疆教育營失蹤的父親是病逝,你會相信嗎?
聯合國過問中國證實失踪維族男已病逝
而在她父親消失超過四年後,法蒂瑪·阿卜都加富爾突然在今年9月8日收到一封來自聯合國被強迫或非自願失踪問題工作組的來信,信件內容是中國政府針對她父親失踪案件做出的官方回覆。她告訴德國之聲:“中國政府稱我父親於2018年11月3日因'嚴重肺炎'與'肺結核'而病逝。信中也提到我母親目前正過著正常的社交生活。然而,中國政府並未提供任何關於我弟弟與妹妹的狀況。”
法蒂瑪說,她在得知父親病逝的消息後,放聲大哭並大喊:“我爸死了,我現在沒有爸爸了。”她告訴德國之聲,因為社群媒體上有非常多人關注她父親與家人的狀況,所以她決定透過一段視頻與國際社會分享她得知父親病逝的消息。
根據聯合國統計,中國政府自2017年起將新疆超過100萬名的維吾爾人與少數民族穆斯林關入當地的再教育營中。澳大利亞戰略政策研究所9月24日發布的一項報告顯示,自2019年12月以來,新疆政府仍在61個已存在的監禁設施進行擴建工程。
維吾爾司機因往返伊斯蘭國家遭送再教育營
法蒂瑪的父親原是一名司機,後來在家鄉喀什開了間餐館,成為創業家。她告訴德國之聲,父親因擔任司機與經商的關係,曾多次往返巴基斯坦與哈薩克斯坦。她說:“他1993年曾在去哈薩克斯坦出差後,到沙特阿拉伯參加朝覲。在那之前,他因替中國的國家觀光局工作,所以曾多次開車到巴基斯坦。這也是為何他曾多次前往穆斯林國家。”
法蒂瑪表示,他們全家最後一次團聚是2016年1月,當時因她母親在伊斯坦布爾照顧剛出生的侄女,所以她與她父親跟奶奶都飛到土耳其與家人團聚。不久後,她父親丶奶奶與其中一位妹妹先返回新疆,而她也在那之後不久與父親斷絕了聯繫。
她說:“我只能透過在伊斯坦布爾的母親與妹妹得到新疆當地的情況。2017年2月我母親與妹妹帶著侄女回到喀什,當時新疆的情況仍看似正常。但不久後,當地的情況突然變得相當緊張。”
法蒂瑪告訴德國之聲,她是透過一名曾被關入再教育營的熟人證實父親於2017年3月被關入再教育營。該名熟人被再教育營人員訊問時,曾被告知法蒂瑪的父親曾到沙特阿拉伯參與朝覲,並有多名家屬住在國外,所以他被視為一名危險人物。法蒂瑪說:“再教育營人員稱,我父親會至少被判刑十年。他們在訊問該名熟人時,還問到我父親為何於2016年去伊斯坦布爾。”
法蒂瑪說,她在得知父親可能被判刑十年後,腦中瞬間一片空白,因為她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該怎麽做。她向德國之聲表示:“我當時便知道自己絕對不會向中國駐外使館求助,因為一旦聯繫使館,他們以後便會不斷叫我去參與他們舉辦的活動,並說我'應該對使館表示忠誠'。”
向聯合國尋求協助
2019年2月,法蒂瑪在流亡美國的維吾爾運動者埃拉帕提·艾爾肯的提議下,決定開始蒐集與父親失踪案相關的證據,並於2019年4月正式向聯合國被強迫或非自願失踪問題工作組遞交文件,希望透過該小組向中國政府詢問她父親與其他家人的下落。
法蒂瑪告訴德國之聲:“蒐集證據與寫下相關細節的過程對我來說是個充滿創傷的經驗。我是個詩人,所以我往往情感非常豐富。我是在鼓起極大的勇氣後,才能寫下與父親跟家人失聯的整個過程。”
在等了數月後,聯合國強迫或非自願失踪問題工作組於2019年10月告知法蒂瑪,他們將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上,向中國政府詢問她父親與家人的下落。但該會議結束後,聯合國並未給予法蒂瑪更多的訊息。直到2020年9月,他們才透過電郵,正式與法蒂瑪分享中國政府的官方答復。
不過對法蒂瑪來說,雖然中國政府已證實她父親因病而去世,她對於父親死於“嚴重肺炎與肺結核”的說詞仍存有諸多質疑。她告訴德國之聲,她父親2016年申請去土耳其簽證時,必須出示已接種多項疫苗的證明,其中包含預防肺結核的疫苗。
而在她印像中,她父親僅有糖尿病與偏頭痛等健康問題,並無政府所敘述的肺炎或肺結核等病。她說:“即便我父親確實喪命於肺炎或肺結核,他也一定是於再教育營內被感染的。我認為中國政府沒有據實以告我父親的死因,所以我現在的任務是釐清他到底為何而死丶他死於何處以及他的遺體在何處。”
得知父親死訊是維權行動的開始
雖然法蒂瑪已正式得知父親死訊,但她說,既然中國政府聲稱她母親目前過著“正常的社交生活”,她希望中國政府能盡快讓她聯繫上母親。她告訴德國之聲:“如果我母親真的過著正常社交生活的話,為何我現在仍無法聯繫她?另外,我哥哥與妹妹到底在哪?我希望中國政府能將相關細節交代清楚。”
事實上,法蒂瑪在土耳其的妹妹也向中國駐伊斯坦布爾的使館詢問家人的下落,但中國使館不但沒有提供相關資訊,反而要求她妹妹告知使館她土耳其公民身份的相關細節丶她在成為土耳其公民前的名字以及其他私人資訊。法蒂瑪向德國之聲表示:“我向聯合國工作小組遞交案件資訊時,他們從未要求我提供任何個人訊息。為何中國大使館會需要我妹妹的個人資訊?”
雖然法蒂瑪從未將自己視為一名人權捍衛者,但她認為得知父親的死訊,只是她展開維權的第一步。她計畫尋求人權律師或是人權團體的協助,開始找尋與她父親相關的官方文件,並透過蒐集證據為控告中國政府做準備。
她告訴德國之聲:“如果我能找到人權律師或相關組織替我蒐集所有關於我父親死亡案件的證據,我會嘗試運用這些資訊來控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他最近才剛表示中國的新疆工作'取得重大成效'。我也會鼓勵其他維吾爾人透過不同管道向中國政府施壓,迫使北京分享與他們家人相關的資訊。我要求的,只是最基本的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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