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鴻兵：《貨币戰争3：金融高邊疆》（1-3章）
作者：宋鴻兵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1
作者簡介：
宋鴻兵 國際金融學者，現任環球财經研究院院長。
2007年6月出版《貨币戰争》一書，在國内和國際上引起巨大反響，被世界3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媒體廣泛報道。在書中，宋鴻兵因爲成功預測2007年次貸危機和2008年金融海嘯而備受關注。
2009年8月出版《貨币戰争2：金權天下》，再度引發國際媒體的關注。書中提出了在後美元時代世界将出現新的統一貨币的判斷，并将黃金與碳排放的貨币化并列作爲未來世界貨币的可能選項。因爲該書的大膽預言，美國《商業周刊》2009年11月刊将作者評爲“2009年中國最具影響力的40人”之一。
2010年，“貨币戰争”一詞被各國政要、媒體廣泛引用，世界貨币戰争的爆發也成爲國際社會廣泛關注的焦點。
近四年來，“貨币戰争”系列著作壟斷中國财經類圖書暢銷榜第一名，國内銷量達數百萬冊，外文版亦暢銷海外。
自序：金融高邊疆
當我圍繞着美國與歐洲的貨币曆史展開研究時，一條脈絡日益清晰起來，那就是，貨币發行是人類社會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對這一關鍵權力的觊觎和争奪，貫穿了整個歐美近代史。從這一視角去觀察世界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的風雲變幻，将會得到一種類似X光透視的效果。原¬來，一切社會矛盾的根源在于利益分配不均，而利益分配最重要的手段就是貨币發行。
恰如美國貨币史學家傑克•韋瑟福德所言：“控制貨币是一場偉大的鬥争，控制貨币的發行和分配，就是爲了控制财富、資源和全人類。”
《貨币戰争》主要聚焦在美國貨币發行權的反複争奪是如何影響美國社會和世界曆史的，而《貨币戰争2》則重點關注歐洲各國圍繞貨币發行權的激烈博弈，是怎樣塑造着曆次的戰争與和平，以及全球權力的形成與變遷。在這一長達6年多的“研究探險”曆程中，我的腦海裏不時閃現出這樣幾個疑問：在中國的曆史上，特别是中國的近現代史上，貨币發行權的博弈對中國現代社會的形成，究竟發生了什麽樣的影響？這種金錢的力量與其在歐美各國的影響有什麽樣的異同？在中國大地上發生的貨币博弈與全球的貨币權力之争，是否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聯系？用金錢的X光去透視中國的曆史，又将看到什麽樣的景象？
帶着這些問号，我開始重新審視從前熟知但卻未加深入思考的中國近代史。
貨币在中國的曆史文獻中，遠不如政治、文化和軍事的地位顯赫。人們往往熟知曆朝曆代帝王們的文韬武略，對将相名臣的事迹如數家珍，文人墨客的詩歌趣聞更是代代相傳，而貨币卻鮮有抛頭露面的機會。貨币在中國似乎是一門被久已遺忘的科學。
被曆史學家們所忽略的貨币，卻恰恰是解開衆多曆史困惑的鑰匙，也是辨别今天現實迷途的指南針，更是發現未來康莊大道的望遠鏡。
從1840年鴉片戰争，到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這一百多年是中國曆史上最驚心動魄的時期，它是中華民族險些國破家亡的一百年，它是中華文明自信心幾乎徹底崩潰的一百年，它是中國曆史上最具悲情和激情的一百年，它更是金錢的意志和金錢的力量崛起和爆發的一百年！
《貨币戰争3》将沿着金錢的主軸，逐步展開中國近代史的»¬卷。一幅幅熟悉的圖像經¬過貨币“顯影液”的透視效果，将呈現出迥然不同的脈絡風格。爲什麽鴉片貿易和鴉片戰争隻在中國發生？爲什麽日本的明治維新能成功，而中國的洋務運動卻會失敗？爲什麽蔣介石拿着蘇聯的盧布完成了北伐，卻會突然變臉反共？爲什麽國共兩黨都要“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爲什麽蔣介石能夠統一貨币卻不能維護貨币主權？爲什麽國民黨的法币改革激怒¬了日本，引誘着英國，卻最終撲入了美國的懷抱？爲什麽日本會存在皇權與金權之争？爲什麽日本軍隊總是發生“下克上”？爲什麽日本政變不斷、刺殺成風？爲什麽國民黨的法币改革刺激了日本，并加速了日本的侵華戰争？爲什麽國民黨的法币最終走向崩潰，而共産黨的人民币卻能橫空出世？
這些曆史疑問迫使我進行更深入的思考，并逐漸認識到貨币發行權對中國近現代史的巨大影響力。而構成和行使貨币發行權，則需要一整套體系和架構支撐，這是我在這本書中對貨币發行權的一種新的認識，我将這一體系稱之爲“金融高邊疆”。
“高邊疆”理論是美國陸軍中将格雷厄姆于20世紀80年代初提出的國家安全新思維，他繼馬漢的“海權論”和杜黑的“空權論”之後，提出太空也是主權國家必須捍衛的“高邊疆”，并形成了美國“星球大戰”計劃的理論基礎。
在研究歐美和中日等國的金融史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感覺到，金融乃是一個主權國家必須要保衛的“第四維邊疆”。主權國家邊疆的概念，不僅僅包括陸疆、海疆、空疆(含太空)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在未來國際貨币戰争陰雲密布的時代，金融高邊疆的重要性将日趨凸顯。
從歐美各國金融進化的路徑中可以清晰地發現，貨币本位、中央銀行、金融網絡、交易市場、金融機構與清算中心共同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體系架構。建立這一體系的主要目的就是，确保貨币對資源調動的效率和安全。從中央銀行創造貨币的源頭，直至最終接受貨币的客戶終端；從貨币流動的綿密網絡，到資金彙劃的清算中心；從金融票據的交易市場，到信用評估的評級系統；從軟性的金融法律制度監管，到剛性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從龐大的金融機構，到高效的行業協¬會；從複雜的金融産品，到簡單的投資工具，金融高邊疆保護着貨币血液從中央銀行心髒，流向金融毛細血管乃至全身經¬濟細胞，并最終回流中央銀行的循¬環系統。
這就給未來人民币國際化提供了參照系。人民币國際化不僅僅是将人民币放出去進行體外循¬環這樣簡單，人民币的自由兌換、放開資本項目管制、跨境貿易的人民币結算、貨币互換以及人民币的離岸中心建設，僅僅是人民币國際化的初始階段，這些工作必須與一整套框架相配合才能達成預期效果。人民币要走出去，既要看得見，也要管得着。未來，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點，隻要有人民币存在的地方，都是中國的國家利益之所在。爲此，就必須進行有效和可靠的監控，以确保這些海外流通的人民币處于“合法”使用的範疇。
貫穿全書始終的一條暗線就是白銀。作爲流通貨币，白銀在最近500年的曆史中，成爲了中國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關鍵要素。它曾是真正的世界貨币，在推動東西方貿易的400年中發揮着主導作用。它又是被廣泛使用的工業金屬，并将在未來美元日薄西山的過程中，發揮着更爲重大的金融與工業的雙重功能。“物以稀爲貴”乃是投資的天道，而白銀完美地符合了這一原¬則。随着白銀的日益稀少，其價值發現的進程将以令人震驚的速度快速展開，成爲普通人長期投資的不二選擇。
正當書稿進入殺青階段時，某國領導人高調宣稱，國際“貨币戰争”已經¬爆發。一時間，“貨币戰争”一詞再度成爲國際輿論的焦點話題，各國政要、國際機構、經¬濟學家們在各種場合對此議論紛紛。2010年10月，筆者應邀參加在韓國首爾舉辦的被稱爲“亞洲達沃斯”的“世界知識論壇”。作爲來自中國的唯一主講嘉賓，面對西方一邊倒指責中國操縱人民币彙率的聲音，筆者親身體驗了一次“舌戰群雄”的滋味。
早在2007～2009年，當《貨币戰争》和《貨币戰争2》問世後，“貨币戰争”一詞就已經¬在西方媒體中廣爲流傳。英國《金融時報》、德國《明鏡》周刊、美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國家》、《外交政策》、《新共和》、《福布斯》、《商業周刊》、《沙龍》、西班牙《國家報》、印度《先鋒》，以及羅馬尼亞、芬蘭、波蘭、澳大利亞、瑞士、捷克、以色列、日本、韓國、新加坡、越南、秘魯等全球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的媒體都曾大量報道過筆者和“貨币戰争”這一新詞彙。
這一輪國際媒體對“貨币戰争”概念的再度爆炒，在筆者看來，無非是因爲“貨币戰争”系列圖書在中國和亞洲地區的影響力，居心叵測者們試圖借機暗示是中國操縱了人民币彙率，對全世界發動了“貨币戰争”，以達到将禍水引向中國的目的，從而減輕世人對美元第二輪印鈔計劃不滿的壓力。不過，世界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越來越多的共識是，美元的不負責任才是引發世界“貨币戰争”的根源。
無論人們願意還是不願意，美元印鈔計劃已經¬對世界各國貨币“不宣而戰”了，隻要這種行爲不停止，世界貨币戰争的硝煙就難以散去。
研究和準備貨币戰争的目的不是爲了戰争，而是爲了和平！準備得越充分，決心越大，發生貨币戰争的可能性就越小。金一南将軍有一句話讓我印象深刻：“什麽叫戰略威懾？一是你要有實力，二是你要有決心使用這種實力，三是你要讓對手相信你敢于使用你的實力！”以史爲鑒，建立自己穩固的金融高邊疆，就是在強化這種實力。隻有擁有這樣的戰略威懾力，才不怕别人發動貨币戰争。
随着“貨币戰争”系列圖書的年輕讀者不斷增加，越來越多的人給我留言，希望将“貨币戰争”的内容帶入到網絡生活中。我們正緊鑼密鼓地籌劃中國第一款金融網絡遊戲——“貨币戰争”系列遊戲，讓年輕讀者在虛拟世界的酣暢淋漓中了解世界金融的風雲變幻。
由于時間和能力所限，書中的觀點難免存在纰漏，衷心希望能夠得到廣大讀者的諒解和指正。
作者
2010年12月 于北京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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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獵殺胡雪岩 // 003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 007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 012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 014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 018
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 020
票号錢莊：爲什麽沒能發展爲國際金融帝國 // 024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 029
第二章
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
王政複古與金錢崛起 // 035
井上馨：日本開國金融元勳 // 038
三井家的大掌櫃 // 040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邊疆 // 042
明治維新爲什麽沒有向外國“招商引資” // 045
日元信用保衛戰 // 047
明治維新vs洋務運動 // 050
金融毒奶喝殘了漢冶萍公司 // 051
命運的裂變 // 055
第三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進軍滬甯，蔣介石的猶豫 // 061
3000萬金盧布打造的北伐戰争 // 063
蔣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 067
虞洽卿與蔣介石：不得不說的故事 // 069
“四一二”政變背後的金融勢力集團 // 072
蔣介石的“再融資” // 074
“甯漢合流”背後的“資本重組” // 075
财閥董¬事會炒掉了胡鬧的CEO // 080
蔣介石終于上了“創業闆” // 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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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金融高邊疆的陷落
本章導讀
誰¬是暗算胡雪岩的真兇？
爲什麽鴉片戰争隻發生在中國？
爲什麽中國的銀本位會敗在英國的金本位腳下？
爲什麽中國的錢莊與票号沒能發展成世界金融帝國？
爲什麽隻有中國盛産洋買辦？
西方列強僅憑堅船利炮和工業革命是不可能将中國變成半殖民地的，割地賠款、開放通商口岸也不能窒息中國的經¬濟潛力。導緻清帝國衰落的真正原¬因在于西方金融資本勢力首先攻破了中國的金融高邊疆。
鴉片貿易的首要戰略目标是颠覆中國的貨币體系，而這一戰略的制定和執行都源于倫敦金融城。鴉片戰争實際上是英國的金本位與中國的銀本位之間的一場戰略決戰，戰争的勝負将決定東西方未來數百年的盛衰興亡！
對于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标就是：以倫敦作爲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爲世界貨币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将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将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争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币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财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英國金融資本的突擊力量遠比船堅炮利的帝國海軍更具威力，他們将首先打垮中國的銀本位，搶占中央銀行這一控制清帝國銀根的戰略制高點，滲透和蠶食中國的金融網絡，掌握中國的資本與信用流動的渠道，完成對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全面控制。
在喪失金融高邊疆控制權的情況下，中國的貿易定價權、工業自主發展的定位權、政府的财政稅收權、軍事與國防的開支權将逐步淪喪。中國将不可避免地成爲西方列強的待宰羔羊。
實際上，清帝國的敗亡，金融先于軍事。
美國人馬漢在19世紀末首先提出了“制海權”的概念，認爲“控制海洋就是控制世界”。1921年，意大利人杜黑提出“制空權”的概念，提出“掌握制空權就是勝利”。時隔60年，美國陸軍中将格雷厄姆又提出了“制太空權”的“高邊疆”理論，堅信“控制外層空間就可以稱霸世界”。
格雷厄姆有豐富的閱曆，曾任美國國防部情報局副局長、中央情報局副局長和國防部情報局局長等職，1980年，擔任裏根總統競選的國防顧問。1981年，裏根政府上台後不久，格雷厄姆在傳統基金會的資助下，組建了“高邊疆”研究小組。該小組由美國30餘位著名的科學家、經¬濟學家、空間工程師和軍事戰略家組成。經¬過7個多月的精心研究，于1982年3月3日以《高邊疆——新的國家戰略》爲題抛出其研究報告。“高邊疆”戰略公諸于世後，立即受到美國政府、軍方和公衆的關注，并且對美國的經¬濟、政治、軍事、高技術發展以及世界局勢都産生了重大影響。“高邊疆”戰略的核心是指曆史上具有不斷開拓疆域傳統的美國，今後應該在地球的外層空間進行新的開拓，把太空作爲美國新的戰略疆域和控制範圍。
無論是制海權、制空權，還是“高邊疆”理論，歸根到底強調的是控制範圍和控制能力。從西方文明的視角看，有人類活動而沒有被控制的地區都是需要征服的“邊疆”。
小小寰球，從大陸到海洋，從土地到天空，甚至包括太空，有人類活動的物理空間基本都已被大國嚴密地控制了。而金融領域正在日益成爲大國博弈的主戰場。
國家的邊疆，不僅僅是陸疆、海疆、空疆所構成的三維物理空間，未來還需要包括新的一維：金融高邊疆。
獵殺胡雪岩
1883年11月初，胡雪岩經¬曆着人生中最痛苦的煎熬，他苦心經¬營一輩子的金融帝國即将土崩瓦解。這是一個用2000萬兩銀子打造出的超級神話，如果以糧食的購買力估算，一兩銀子大約相當于今天的200元人民币，也就是說，胡雪岩的金融帝國大緻擁有着40億元人民币的總資産。可是，此時的胡雪岩卻面臨着一場緻命的“完美”風暴。
11月初，他有一筆50萬兩的彙豐銀行債務必須償還，這筆債務讓他倍感焦慮。在正常情況下，以胡雪岩的财富規模，決不至于被區區50萬兩銀子難倒。不幸的是，他的對手們早已布下天羅地網，此時的胡雪岩已難逃被圍獵的命運。他隐隐有一種不祥之感：“市面太壞，洋人太厲害，我不曉得怎麽才能•¬身？”
胡雪岩的正面敵人就是英國的怡和洋行，此時雙方正在圍繞生絲生意的霸主地位展開着激烈的較量。
在整個19世紀70年代，洋行牢牢地控制着中國生絲出口的定價權，在洋行的壓迫下，生絲價格每況愈下，十年中已跌去一半，江¬浙一帶的絲農們苦不堪言，當地的絲商們慘µ¬經¬營，高額利潤盡被洋行鲸吞。
胡雪岩開始介入生絲生意後，對洋行的高壓有了切膚之痛。眼看着絲農被洋行敲骨吸髓而陷入破産境地，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奪取生絲貿易的定價權，迫使洋行在價格上讓步。他開始仔細尋找洋行價格控制體系的破綻。洋行控制了生絲貿易融資、國際彙兌、外銷渠道和航運保險，又有大英帝國的炮艦做後盾，似乎不可戰勝。然而胡雪岩還是敏銳地捕捉到了洋行的死穴——難以控制生絲的生産源頭。
胡雪岩決心占據生絲源頭這一戰略制高點，一舉擊破洋行對生絲的定價霸權。
機會終于在1882年到來了。初春，胡雪岩深入生絲産地進行仔細調查，同時在與當地生絲商人們的交流中發現，當年的生絲收成減少，将出現嚴重的供貨不足。他立刻抓住這一難得的時機，開始悄悄行動，在江¬浙育蠶村鎮四處采購，廣發定金，控制貨源。
果然，市場上5月份生絲收成估計可達8萬包，然而“在8月份，逐漸清楚的是，收成被多估了2萬包”。
早已完成生絲貨源控制的胡雪岩立刻部署總攻。他動員起自己龐大的金融帝國中的每一個銅¬闆，将上千萬兩白銀全部投入這場中國商業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決戰中。到1882年夏天，他共囤積了近2萬包生絲【1】，占全部貨源的1/3強。爲徹底控制價格，他力邀絲業同行組成生絲價格同盟，堅持高價出售，試圖一舉拿下生絲的定價權。
這一招果然奏效，怡和洋行們突然發現不出更高的價錢就難以買到生絲，他們試圖各個擊破，但胡雪岩籬笆紮得很緊，稍微有些規模的絲商都被知會要遵守大家約定好的報價。“上等生絲在倫敦每包售價僅僅16先令6便士，但上海的絲價，由于胡雪岩的收購和操縱，折合英鎊竟達17先令4便士。”【2】洋行的邏¼¬是，自己對生絲價格有組織的打壓不算操縱，而中國有組織的反抗卻算操縱。這樣的邏¼¬直到今天仍在大行其道，美國狂印美元不算操縱彙率，而中國的反制應對卻被判定是操縱彙率。
怡和洋行無奈之下，隻能請大清海關總稅務司、英國人赫德出面斡旋。對，大家沒有看錯，是英國人當着中國海關的一把手。倒不是清政府爲了吸引外國人才所制定的特殊政策，而是英國人打敗清政府後，強迫清政府割地賠款，爲确保中國準時付錢，直接任命了英國人看管着中國海關，所有海關關稅收入都直接被英國人拿走沖抵賠款。
赫德28歲就執掌了大清海關，屬于典型的少年得志，但與胡雪岩比起來還稚嫩得多。他以邀請胡雪岩合夥辦絲廠爲誘餌，以“市價以外，另送傭金”爲條件，企圖說動胡雪岩做出價格讓步。不久，日本商家也登門求購，開出的價格是，按照當時的市價，再加800萬兩白銀，經¬談判後，同意加到1000萬兩白銀。隻要胡雪岩點頭，相當于今天20億人民币的毛利就到手了。形勢一片大好。然而胡雪岩拒絕了，他要更高的價格。
就在這時，“歐洲的蠶絲卻見豐收，倫敦和歐洲大陸市場能夠不顧中國的歉收”【3】。洋行轉而尋求收購歐洲本土生絲。到1883年年關時，絲價大跌，一半絲商推遲結算，幾家大的絲行破産。胡雪岩試圖邀集絲商将來年的新絲再次收盡，以迫使洋行屈服，結果無人響應。
上海市場生絲成交清µ¬，買賣雙方僵持了整整3個月。此時，雙方較量的就是資金的實力了。
怡和洋行可不是一般的洋行，它的後台大老闆乃是17大國際銀行家族中起家最早、勢力最大的英國巴林銀行。在19世紀，巴林家族号稱是“歐洲第六大強權”，其發迹比羅斯柴爾德家族更早，在國際金融領域曾是無可争議的老大。有此強援，怡和洋行在與胡雪岩的對峙中，始終處于不敗之地。
而胡雪岩的處境卻開始不妙了。要知道，維持價格控制需要高昂的成本，對加盟絲商的利益補償、高價收購生絲、提高定金比例、不菲的貨棧費用、巨大的融資成本、運輸、保險、人工全都要錢。驚人的資金占用使得胡雪岩的現金流處于日益脆弱的危險之中。
早已将這一切看在眼裏的北洋派幹将盛宣懷開始行動了。他正在密謀“廢掉”胡雪岩。
胡雪岩與盛宣懷并無太深的個人恩怨，隻是各爲其主罷了。胡雪岩的後台是當時的兩江¬總督左宗棠，在平定新疆叛亂的過程中，胡雪岩作爲其總後勤，運用自己阜康錢莊的信用和金融網絡，于1867年首創以海關關稅爲抵押向洋行和外資銀行舉債，14年中，爲左宗棠的軍事行動融資1600萬兩白銀，爲左宗棠收複新疆的曆史殊勳立下了汗馬功勞。1883年讓他陷入絕境的50萬兩彙豐銀行債務，正是他以自身信用爲收複新疆的戰争債務所做的擔保，如果政府的錢不能準時到位，他将不得不自己掏錢墊付給彙豐銀行。
盛宣懷的後台自然是北洋大臣李鴻章。李鴻章與左宗棠的矛盾天下皆知。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出現了嚴重的邊疆危機。中國的西北方向，中亞的阿古柏利用當時中國西北地區的民族與宗教矛盾，在英、俄等列強的支持下，侵入新疆，成立了所謂的“浩罕國”。不久，俄國軍隊占領邊防重鎮伊犁，西北塞防形勢危如累卵。同時，在中國的東南方向，日本又挑起了侵略台灣地區的嚴重事端，中日之間戰事一觸即發。“太平天國”十四年戰争之後，清朝府庫一貧如洗，國家财政已無力同時打赢兩場戰争。可是，李鴻章所代表的“海防派”主張強化海軍爲優先要務，爲此不惜放棄新疆；而左宗棠堅持“塞防”絕不可廢，應該毫不猶豫地對新疆叛亂進行武力征伐。雙方矛盾的焦點就是“籌饷”問題，如果朝廷決定“海防”優先，則巨額的資金将流進北洋派的勢力範圍，而确立“塞防”國策，則左宗棠必然實力大漲。這是一場關乎國家利益和個人利益的尖銳較量。
最終，左宗棠勝利收複新疆全境，其聲望與地位一時壓倒了李鴻章。此時，中法戰争又陰雲密布，左宗棠再次主戰，李鴻章再度主和。李鴻章生怕大筆資金再度流入主戰派手中，緻使北洋系經¬費來源不足，因此決定發動“倒左”攻勢。打仗打的是錢糧，欲制住左宗棠，必先廢掉左宗棠的“錢袋子”胡雪岩。
盛宣懷要徹底搞垮胡雪岩并不是件簡單的事，他的能量也僅限于截斷北洋系控制下的上海道應付給胡雪岩的50萬兩協¬饷，這筆錢正是朝廷償還彙豐銀行的欠款。而胡雪岩由于用阜康錢莊的信用爲朝廷向彙豐借款，如果朝廷遲付，他就必須墊支。不過胡雪岩畢竟是玩金融的，身在上海的資本市場中心，無論是向彙豐銀行提出貸款展期，還是向其他外國銀行拆票，或者向上海錢莊票号同業拆借，亦或将價值近千萬的生絲進行抵押貸款，更何況，他還有上萬畝的土地、莊園等不動産，以及20多家典當鋪、連鎖票号和胡慶餘堂藥店等龐大經¬營性資産，籌措50萬兩銀子并不是件太難的事。
因此，盛宣懷不僅需要掐斷胡雪岩的官府資金來源，更需要斬斷胡雪岩在資本市場上的一切融資通道，而這絕不是盛宣懷能搞定的。他必須聯合上海金融市場上真正的大腕，才能向胡雪岩的背後捅上這緻命的一刀。
洞庭山幫：暗算胡雪岩的幕後黑手
在上海，胡雪岩的信譽不錯，又有主管上海的兩江¬總督左宗棠爲靠山，平時也廣交商圈的朋友，不然他也不可能組成強大的絲商聯盟同洋行叫闆。ˬ能夠左右所有外國銀行的決定，同時還能控制上海全部錢莊票号、典當鋪的命運，讓大家一起拒絕給胡雪岩融資呢？
這就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爲強大的金融買辦帝國的締造者：來自洞庭東山的席正甫，他們這一圈人号稱“洞庭山幫”。與國際銀行家的打法一樣，席家可謂相當低調，除了少數史學界人士，大多數中國人對這個名字都極爲陌生。大道無形正是他們的特點！
外國洋行剛進入中國做生意時，語言不通，人生地不熟，商業環境和政府關系兩眼一抹黑，欲擴大業務必借重當地華人，這就是人們熟知的洋買辦。洋買辦往往是以獨立商人的身份與外國洋行“合作”，他們要向洋人繳納高昂的“保證金”，擔保生意虧損時，以保證金賠償。同時，也享有生意的收入分成。他們爲了自身的利益，爲洋行的業務拓展殚精竭慮。除了結交官府掌握政府資源，也需要廣交商業圈的關系，将觸角伸向社會的各個角落。他們編織着層層關系與金錢的網絡，疏通着種種富貴與利益的渠道，他們的前台是商場，後台是洋場，舞台是官場。正是通過他們，外國的資本滲透進中國的經¬濟血脈，外國的商品湧向了中國的大城小鎮，外國的精神颠覆着中國的意識，外國的利益捆綁了中國的權貴精英。可以說，沒有洋買辦，洋人的業務在中國将寸步難行，洋人的勢力在中國也會一事無成。
當胡雪岩領導本土的金融和商貿力量開始向洋行發起挑戰時，他不僅直接威脅到了洋行的商業利益，更威脅到了洋買辦階層的切身利益。
1874年，席正甫當上了彙豐銀行的洋買辦，交了2萬兩銀子的保證金後，他買到了一張通向控制上海金融市場的“快車票”。席正甫的能力當然沒有讓彙豐銀行失望，剛到彙豐，他就搞定了清政府以鹽稅做抵押，向彙豐進行政治借款200萬兩白銀的大單，年息8%，分10年償還。席正甫一炮打響，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在席家的運作下，彙豐先後經¬理了滬甯、廣九、滬杭甬、津浦、京奉、湖廣、浦信等鐵路貸款，從中獲取了高額分成。
在發行紙币方面，也成效卓著，彙豐的紙币流通堪稱外國銀行之最，流通範圍遍及長江¬、珠江¬流域，在華南，彙豐紙币幾乎代替了清政府貨币的地位，成爲計價流通的工具。1893年，洋務派知識分子鄭觀應在他的《盛世危言》中指出：“若今之洋商所用銀票(紙币)，并不由中外官吏驗瞧虛實，不論多少，爲所欲爲。聞英商彙豐銀行在奧通用之票百餘萬，該行已獲利二百萬之譜。”席家爲彙豐以白條占有中國實體财富立下了汗馬功勞。
在拉¬存款方面，席家也是出手不凡。中國的達官貴人紛紛将資本存放在政府難以管轄的彙豐賬戶上，甯可隻得到很低的利息，也願意圖個“安全保險”。據統計，長期在彙豐開戶的客戶中，定期存款在2000萬兩以上的有5人，1500萬兩以上的20人，1000萬兩以上的130人，百萬兩和數十萬兩級别的更難以估算。【4】席家從中獲取的傭金更是天文數字。
在席正甫的打拼下，彙豐在上海的業務總量大大高于香港總行，英國人自己也承認，“彙豐銀行的總行雖在香港，但一般說來，上海分行承做的生意更多些”。當席正甫與英國方面的大班(舊時對外國公司、洋行經¬理的稱呼，指當時中外通商的經¬紀人。——編者注)發生意見沖突時，總部最終都以席正甫的意見爲最終決定，爲此，不惜撤換英國大班。
席正甫不僅在彙豐一言九鼎，對上海的錢莊票号也是說一不二。
當時，在上海的錢莊票号由于自有資金不過幾萬兩銀子，難以将生意做大。席正甫率先開展了拆票業務，向錢莊和票号提供了無需抵押品的信用貸款模式，大大提高了本土金融機構的融資能力。這些有實力的錢莊以自身的信用出具的遠期彙票，在5～20天的時間裏，向彙豐或其他外國銀行進行以莊票抵押的短期融資。這樣一來，僅有七八萬兩銀子的錢莊，可以用莊票抵押給彙豐，從而借出大量資本進行商業貿易放貸，其規模可高達七八十萬兩。由于彙豐的存款數量巨大且利息成本低廉，在向錢莊拆票的過程中可以收取高額利息，從而美美地享受着存貸利差的美餐。1879年5月23日的《字林西報》報道上海錢莊“用外國銀行資本做生意，已經¬是衆所周知的事實。近300萬兩的放款，竟爲維持上海市面正常周轉所必需的數量”【5】。當銀根低于這個數字時，整個商業活動将立刻受到明顯影響。
通過拆票業務，彙豐實際上控制了上海錢莊和票号的資金來源。彙豐的手松一松，市面的銀根就寬裕，反之，銀根就趨緊。彙豐銀行所獲得的中國巨額廉價儲蓄，極大地增強了它對中國金融體系的控制能力，并事實上成爲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正是由于彙豐控制着整個上海乃至全國的銀根松緊，而席正甫又擁有着彙豐銀行的貸款簽字權，所以上海的錢莊業争相拉¬他入股，實現利益捆綁。席正甫對上海的本土金融機構具備了絕對的影響力，其中也包括胡雪岩。1878年，胡雪岩爲左宗棠辦理的350萬兩彙豐銀行借款，走的就是席正甫的路子。
席正甫不僅自家獨攬了彙豐的買辦職位長達三代人，還利用他的影響力，将席家的其他子弟陸續安排進了外國銀行體系。無論是英國系的麥加利(渣打) 、有利、德豐銀行，還是法國系的東方彙理、中法工商銀行(4.24,0.00,0.00%)，德國系的德華銀行，俄國系的俄華道勝銀行，比利時系的華比銀行，美國系的花旗、運通、美商信濟銀行，日本系的橫濱正金、住友銀行等，皆是席家的天下。據不完全統計，1874～1949年的75年間，在上海先後開設的外資銀行有20餘家，而席氏包攬了其中13家的買辦席位。
随着席正甫的勢力膨脹，連李鴻章和左宗棠都要争相籠絡他。李左二人到上海都必見席正甫，畢竟是大财神，無論是“海防”還是“塞防”，離開錢都是瞎扯。二人對席正甫的拉¬攏都很盡心，他們同時保舉席正甫擔任政府官員，但席并無絲毫興趣。後來在李鴻章的再三推薦下，席正甫隻得接受了二品頂戴。這與他的刻意低調很不協¬調。近乎隐居的席正甫連洞庭東山的商圈聯誼活動都從不參加，上海的媒體報道中極少出現他的名字。他恪守幕後運作才能成大事的信念。
席正甫與盛宣懷的關系就更密切了。盛宣懷在打垮胡雪岩後成立中國第一家現代銀行——中國通商銀行時，席正甫是主要的幕後支持者，兩人在生意上是鐵關系，在盛宣懷的賬單上，令人矚目地存在着與席正甫相關的“彙豐銀行英鎊與銀賬”【6】。但凡席正甫的要求，盛宣懷無不滿足，席家的大量親友紛紛被安排進盛宣懷的體系内任職。雙方實現了徹底的利益互鎖。
當清政府準備成立官商合辦的中央銀行——戶部銀行時，洞悉私有中央銀行巨大利益的席家又捷足先登。戶部銀行共發行4萬股，其中官方認購一半，私人認購另外一半，席正甫的幾個兒子紛紛入股戶部銀行。其中，僅席家長子席立功就以不同身份擁有1320股。戶部銀行改名大清銀行時，席家安插了四個兒子在其中擔任要職，大清銀行改爲中國銀行(3.23,0.01,0.31%)時，席家又成爲其大股東，并掌管外彙業務，成爲宋子文系的同盟。國民政府中央銀行成立時，席家更直接變爲官股投資人，并代表官股參與中央銀行董¬事會決策，同時席家還把持着國民政府外彙管理局局長、中央造币廠廠長等要職，更代表國民政府參與籌建國際貨币基金組織(IMF)，并成爲國民政府的代表。席家脈系之龐大，涉及中國金融領域之廣泛，在外國銀行體系、官方銀行體系、上海錢莊票号體系、政府金融主管部門影響力之深，在中國近百年曆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由于席家所掌握的強大中外金融資源，對整個中國近現代史的影響非常深遠，在後續章節将繼續介紹。
如果胡雪岩不在生絲問題上挑戰洋行的核心利益，席正甫與胡雪岩的關系應該可以維持得不錯。但是，彙豐銀行的股東們正是這些大洋行，成立彙豐的初衷就是爲了洋行在殖民地擁有自己的“中央銀行”，胡雪岩挑戰了彙豐大股東的核心利益，搞得股東們鬧起事來，席正甫豈能容他！
事實上，洋行們打壓生絲價格，壟斷定價權的背後正是彙豐和席正甫對上海乃至全國銀根的操縱。
據1878年8月28日《申報》記載，到19世紀70年代，外國銀行對上海錢莊的拆票金額已達300萬兩左右。到19世紀90年代，七八百萬兩的拆放額已習以爲常。這使得錢莊在資金的周轉上對外國銀行的依賴性越來越嚴重。而一旦上海銀根緊縮，其效應會立刻波及全國。
奇怪但并不令人意外的是，從1878年以來，每到中國的生絲、茶葉上市的時候，就會發生銀根緊縮的“怪現象”。能夠制造貨币供應短缺，并且有明顯意圖的就是彙豐銀行。維持上海正常貿易周轉大約需要300萬兩銀子，而彙豐經¬常在收購絲茶的季節猛收銀根到100萬兩以下，導緻絲茶商人無法融到足夠的資金，絲農、茶農不得不賤價出售自己的産品，而彙豐的洋行股東們得以廉價³¬底，獲取暴利！
“每一次貨币恐慌都是以彙豐銀行爲首的外國銀行有意收縮銀根而引起的。從1878年初開始，銀根就處于緊張狀态，以至于年底上海錢莊爲壞賬所累不複交易者達二三十家。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就是外商銀行收縮放款200萬兩巨數之故。1879年的貨币恐慌發生在絲茶上市需款急切的5月，就在這時，經¬常需要300萬兩資金周轉的上海市面，卻被外國銀行收縮到隻有90萬兩的奇缺狀态。這個數目全然不能适應本地貿易的正常需要。但是，外國銀行并不到此爲止，它進一步把庫存銀塊增加到60萬兩，而使事态更加複雜化。”【7】
1883年，曆史再度重演。
正當胡雪岩與怡和洋行在生絲大戰中處于僵持不下的狀态時，上海的銀根一天天被收緊，大批絲商斬倉出局，絲價直線下跌。9月初，上等生絲每包價格尚能維持在427兩；10月，跌爲385兩；11月初，更進一步下跌至375兩。此時，上海各洋行完全停止收購新絲，胡雪岩的資金鏈瀕于崩潰。
到11月9日，公衆對胡雪岩的資金擔憂終于全面爆發。阜康錢莊在杭州和上海的分号遭到擠兌。欠彙豐的50萬兩白銀債務到期也無法延展，而上海道“恰巧”沒有協¬饷來償還彙豐的債務，胡雪岩隻好以阜康錢莊僅存的家底還債。不堪重負的金融帝國終于在1883年12月1日倒下了。胡雪岩所經¬營的京城、上海、鎮江¬、甯波、福州、湖南、湖北等地的阜康分号同時倒閉。【8】胡雪岩苦心經¬營幾十年的金融帝國崩潰了。最終，生絲被怡和洋行³¬了個大底。
胡雪岩無法忍受洋行的壓價行徑毅然起而反抗，但是定價權的争奪背後其實是金融權力的争奪。可惜胡雪岩至死也沒搞明白，在喪失中央銀行這一金融制高點的情況下，單單依靠囤積生絲試圖在貿易上與洋行一較高下是徒勞的，一旦銀根被收緊，他的資金鏈将立刻陷入崩潰邊緣。胡雪岩領導的這場中國本土金融力量對國際銀行家的反擊，最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他陷入的是國外金融資本勢力和國内金融買辦勢力的内外夾擊，其失敗在戰略上早已無可挽回。
胡雪岩的失敗與洋行的勝利都是基于同樣的原¬因，那就是ˬ能控制銀根，ˬ就能取得商戰的戰略主動權。無論是清政府，還是以胡雪岩爲代表的南方錢莊和山西票号，都沒有清醒地認識到中央銀行的巨大威力。當彙豐銀行占據了這一地位之時，整個清帝國的命運就完全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金融不獨立，則經¬濟不能獨立；經¬濟不獨立，則政治不能獨立。清政府金融高邊疆的淪喪，是中華民族陷入深重災難的開端！
清政府的中央銀行地位是如何失陷的呢？問題的要害是本位貨币白銀被國際銀行家所控制。一旦本位貨币動搖，金融這一國家的血液循¬環系統必然癱瘓，然後就是各個經¬濟要害髒器的衰竭，國家政治與戰争的免疫系統動員能力瓦解，從而喪失反抗侵略的能力，最後就隻剩任人宰割的命運了。
國際銀行家要征服中國，必須首先征服中國的貨币。鴉片戰争的核心與其說是貿易戰争，不如說是一場白銀戰争！這就是爲什麽鴉片戰争沒有發生在印度、美洲、非洲，也沒有發生在日本、韓國和東南亞，卻僅僅在中國爆發的真正原¬因！
鴉片貿易打擊的目标正是中國的本位貨币：白銀！
鴉片貿易：金銀本位的大決戰
在英國開始對中國大規模開展鴉片貿易之前，中國在國際貿易中處于明顯的優勢。中國的茶葉、瓷器和絲綢構成了突破世界市場壁壘無堅不摧的出口“鐵三角”。當時中國市場的真實景象是：福建沿海的茶葉出口爲當地經¬濟帶來前所未有的繁榮，由于在生産和加工方面處于市場壟斷地位，武夷山成爲各國茶商競相朝拜的聖地；在長江¬中下遊，絲和棉是最重要的手工業産品，數十萬絲棉生産和紡織專業大軍創造出了品質優良和價格極具競争力的商品，打遍世界市場無敵手；在珠三角地區，形成了景德鎮—廣州産業鏈，将豪華瓷器源源不斷地送進歐洲王室貴族富麗的客廳。19世紀末，主管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在其《中國見聞錄》中說道：“中國有世界最好的糧食——大米；最好的飲料——茶；最好的衣物——棉、絲和皮毛。他們無需從别處購買一文錢的東西。”
從16世紀到19世紀初，中國近400年的市場化程度和貨币經¬濟的發達程度，遠遠超過了歐洲。其結果就是，歐洲從美洲發現的13.3萬噸白銀，最終有4.8萬噸被歐洲人運到了中國。國際貿易的基本構架就是，中國創造了世界貿易商品的主要部分，西方掠奪了世界資源的主要部分，在白銀從西方源源不斷流向東方的過程中，也伴随着中國商品的滾滾西去。
白銀不斷流向東方，造成了世界金融天平的嚴重失衡。
由于長期向中國淨輸出白銀，到17世紀末，歐洲白銀短缺，出現了價格普遍下降的現象，同時貿易開始萎縮。1649～1694年，歐洲年均流通白銀數量急劇減少，比1558～1649年的年均流通量減少了50%還多，而黃金流通量卻增加了接近50%。
白銀減少是順理成章的事，可黃金怎麽會增加呢？
原¬來，17世紀初，中國廣州的金銀價格比爲1﹕5.5～1﹕7，而英國的比價爲1﹕16，輸送白銀到中國不僅可以換得大量高利潤的商品，還可以利用金銀比價1倍以上的價格差，用便宜的白銀在中國、日本和印度換回昂貴的黃金。連約翰•洛克都曾抱怨過：“我被告知他們(東印度公司)從印度某些地方進口(黃金)，至少可獲得50 %以上的利潤……¬但是，英國的真正财富被葬送在了印度洋，現在是人們坦率說出真相的時候了，究竟爲什麽我們面臨着這個時代聞所未聞的白銀短缺。”【9】
當黃金大量湧入英國後，銀行家通過巨額行賄的手段，買通了《1666年自由鑄币法案》的準生證。這個法案實質上是貨币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改變了世界的貨币體系，其具體效果就是廢除了國王對貨币發行的壟斷權”【10】。該法案規定，任何人都有權力将金錠拿到鑄币廠，要求免費鑄造合法的金币。
這一法案從根本上有利于金錠銀行家和商業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将擁有對貨币供應的實際控制權。由于掌握着大量實物黃金的籌碼，他們将能夠根據自己的利益決定貨币供應量。當他們是債權人時，就減少貨币鑄造，制造通貨緊縮效應，使得自己的債權含金量提升；當他們是債務人時，就加大貨币供應，以通貨膨脹沖銷所負的債務。這是西方第一次在實質上将本屬于政府的貨币發行權轉讓給了私人。自此，私有中央銀行貨币發行權的法律基礎得以奠定，并打開了通過控制一個國家乃至整個世界的貨币供應量來控制财富分配的大門。
此時，我的耳邊突然響起了羅斯柴爾德的那句名言：“隻要讓我控制一個國家的貨币發行，我不在乎ˬ制定法律。”【11】
在銀行家們看來，控制貨币是一場偉大的鬥争，控制貨币的發行和分配就是爲了控制财富、資源和全人類。欲控制世界，必先征服貨币；欲征服貨币，必先征服黃金；而欲征服黃金，則必先征服白銀。
就在歐洲白銀東來的過程中，同時伴随着亞洲的黃金西去。此消彼長，最後的結果是，英國在囤積黃金，而中國在吸納白銀。問題的關鍵是，究竟是黃金還是白銀将最終成爲世界貨币的霸主，這将是關系到東西方未來數百年興衰的重大分水嶺！
工業革命以來，大英帝國國力空前提高，建立以黃金爲本位貨币的條件已經¬在1717年完全具備。盡管在1816年，英國才從法律上完成金本位的最終确立，但此前的一百年中，英國已處在事實的金本位之下了。
對于大英帝國的銀行家而言，其最高戰略目标就是：以倫敦作爲世界金融的中心，以黃金作爲世界貨币的本位，大英帝國通過英格蘭銀行向全球輸出英鎊信用，将歐美主要國家變成金本位的核心成員，将世界的邊緣國家變成英鎊的附屬地區，用戰争與暴力來維護這一體系的運轉，以貨币來最大限度地控制和調動全球資源，最終完成對世界财富和全人類的控制！
要确立黃金英鎊的世界貨币霸權地位，必須首先打垮白銀貨币的國家。其中最大的，也最難搞定的就是中國。
經¬過多年嘗試，國際銀行家最終選擇了鴉片作爲打擊中國白銀本位的武器。
而具體負責執行這一戰略的機構就是東印度公司。
東印度公司：一個銀行家的帝國
一般人很難想象一家公司能夠招募軍隊、掠地鑄币、行政司法、宣布戰争和締結和約，但是，東印度公司居然做到了。ˬ能有這麽巨大的能量成立如此強大的公司呢？答案就是倫敦金融城的國際銀行家！
由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合股建立、英國王室參股的東印度公司本身就是一個帝國。根據英國國會的授權，東印度公司壟斷了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一切貿易，并有權在如此廣大的區域之内招募陸海軍、占領領土、在占領區域内征稅、發行貨币、進行立法和司法審判、宣戰和締結和約。
在1756～1763年的英法七年戰争中，英國打敗法國獨霸印度次大陸以來，在包括今天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在内的英屬印度建立起一套完備的治理和掠奪機制。1750年以後的50年間，東印度公司從英屬印度一共榨取了1億～1.5億英鎊，而1750年英國一年的财政收入才920萬英鎊。【12】這還不包括壟斷印度貿易帶來的巨額國際貿易收益。驚人的财富像潮水一般源源不斷地流入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和英國王室的錢袋裏。18～19世紀，由于巨額的殖民掠奪和商業貿易積累，英國從來就不缺乏資本，這是18世紀英國得以開始工業革命的重要前提。
巴林家族作爲世界17大國際銀行家族之一，早在19世紀初就已經¬稱霸世界金融江¬湖，号稱“歐洲第六強權”【13】。1779年，巴林王朝的創始人弗朗西斯•巴林就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直到1810年去世，在位長達30年。從加盟東印度公司開始，他就成爲倫敦金融城銀行家在東印度公司的主要代表人物，并被公認爲公司的核心與靈魂。他從1792年開始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董¬事會主席，執掌着整個東印度公司這個龐大的殖民帝國。正是在他的帶領下，東印度公司對中國的鴉片貿易取得了驚人的增長。
1790～1838年，東印度公司鴉片走私進入中國的數量，由每年數百箱暴增到數萬箱，輸入中國的鴉片總量高達40多萬箱，每箱平均價約750銀元，總價值高達2.3億兩白銀以上！
東印度公司的鴉片貿易遵循¬一套嚴密的體系：首先，東印度公司确立在英屬印度殖民地的鴉片壟斷權，對印度和孟加拉¬鴉片實行統購統銷，隻開放加爾各答一地集中進行鴉片拍賣，并授權與公司有代理關系的散商進行鴉片貿易。同時，公司在廣州開設常駐管理委員會，其成員稱“大班”，對所有對華貿易進行統一管理。這個管理委員會又是全部對華貿易的“中央銀行”，一切對華貿易彙兌業務必須由它經¬手，并對散商進行信貸支持，後期也對與他們做生意的廣州十三行發放信貸。散商的對華貿易收入，包括出售鴉片所得款項，必須全部存到該委員會下設的銀庫，并由該委員會簽發倫敦、印度、孟加拉¬的彙票，散商可到當地兌換現銀。公司再用庫存白銀在中國套購黃金、絲茶等大宗商品銷往歐洲獲取暴利。
東印度公司的架構更像是一個金融傘形壟斷下的鴉片貿易連鎖店。如果說獨立經¬營的散商還要承擔一定的貿易風險，那麽提供壟斷性金融服務的公司則是“旱澇保收”。
東印度公司因鴉片貿易的“金融服務”獲取的巨額利潤，足以支付英國從中國進口茶葉和生絲、從美國和印度進口棉花、向印度出口英國工業制成品和英國殖民統治印度的大部分行政費用。在整個19世紀，英帝國的鴉片壟斷在國際貿易中的戰略地位，可與今天美國的石油霸權相比肩。東印度公司帝國的基本國策是，從金融上控制鴉片貿易鏈條的一切環節，生産、銷售、倉儲、運輸和營銷渠道都要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在東印度公司旗下的散商中，形成了三大洋行割據的态勢，它們是：怡和、寶順和旗昌。
怡和洋行由渣甸和馬地臣合夥建立于1832年7月，正是巴林家族爲他們提供的融資。有了倫敦金融城最強大的銀行家族的支持，怡和迅速成爲遠東的“洋行之王”。胡雪岩正是在與怡和争奪生絲霸盤中慘敗，他恐怕并不知道怡和的來頭。馬地臣後來成爲英格蘭銀行行長和英國第二大土地所有者。馬地臣家族的繼承人休•馬地臣，則在1873年用家族鴉片貿易所得，在西班牙收購錫礦，成立了一家礦業公司，将其命名爲“Rio Tinto”，今天人們稱之爲力拓集團。
寶順洋行的當家人正是著名的鴉片販子颠地，而他背後的東家正是巴林家族。後來因爲直接從事鴉片生意有損巴林倫敦金融城頭号銀行家族的“名譽”而退居幕後，由颠地全面代理在華業務，成爲僅次于怡和洋行的第二大鴉片貿易商。
旗昌洋行則是美資公司，從事廣州與波士頓之間的鴉片、茶葉和生絲貿易。它的高級合夥人約翰•默裏•福布斯，就是2004年美國總統候選人約翰•福布斯•克裏的曾外祖父，一直充當巴林兄弟公司在美國的代理人。業務主管小沃倫•德拉¬諾，正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的外祖父。洋行老闆的堂弟威廉•亨廷頓•羅素則在耶魯大學創建了著名的“骷髅會”。此外波士頓的幾大銀行家族也都通過旗昌洋行參與鴉片貿易。正是豐厚的鴉片紅利滋養着這些銀行家族，形成了日後的波士頓财團和羅斯福家族王朝。
這三家大洋行占據了中國鴉片貿易的半壁江¬山，它們都與巴林家族關系密切，巴林在倫敦金融城遙控着這些“巨大的散商”，在鴉片戰争前後幾十年裏，以鴉片發起了對清政府白銀貨币的攻擊。
倫敦金融城通過東印度公司在中國還建立了一套鮮爲人知卻卓有成效的地下營銷體系，這個體系由四部分組成：傳教士、三合會、行商和滿清官僚。這套體系日後左右了近代中國的曆史進程。
傳教士在中國一方面通過傳教結交權貴和三教九流，了解中國社會、經¬濟、軍事等各方面的情報，以建立近代教會學校、醫院、媒體爲主，成爲塑造親西方中國社會精英階層的重要力量。
三合會本是以反清複明爲宗旨的中國民間秘密社團，後來很多會友接受了基督教。兩廣地區三合會的反清武裝行動，同樣需要大規模融資支持，于是很多會友經¬教會中介，紛紛加入東印度公司的對華鴉片銷售網絡，成爲廣東沿海鴉片走私的主力。以反清爲宗旨的三合會，等于間接得到倫敦金融城的财政補貼。三合會日後的發展，與洪秀全的拜上帝會、康(有爲)梁(啓超)譚(嗣同)唐(才常)維新派的秘密結社以及同盟會淵源頗深。洪秀全身邊負責意識形态工作的左膀右臂馮雲山，早年即拜在基督教華福會門下；負責軍事鬥争的楊秀清，也曾混迹于三合會在珠江¬流域的鴉片走私生意中；兩廣三合會更是直接參加了金田起義。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遇難，維新派中譚系幹将唐才常即發動湖廣三合會勢力舉行自立軍起義。同盟會早期各次反清起義，無不以三合會力量爲依托。三合會一系的上海青幫更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政變上台和鞏固權力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行商即廣州十三行，是朝廷授權負責對外貿易的專營機構，與外商直接打交道，既是貿易公司，又承擔某些外交功能，同時又必須爲自己的國外商業夥伴作保。十三行在鴉片戰争後多轉爲洋行買辦，是中國近代買辦階層的源頭。
東印度公司還通過賄賂和毒瘾來控制與操縱一部分滿清官僚。從中國的上層建築着手，保護和開拓鴉片貿易。公司通過以天津爲中心的北方鴉片貿易網絡，向北京朝廷滲透。到鴉片戰争前，已經¬控制了相當一大批滿清高官爲其所用。其中包括大學士穆彰阿、直隸總督琦善、宗人府主事耆英等。對此，馬克思有過一段精辟論述：“英國人收買中國當局，收買海關官吏和一般的官員，這就是中國人在法律上抵制鴉片的最近結果。賄賂行爲和鴉片煙箱一同侵入了‘天朝’官僚界之肺¸¬，破壞了宗法制度的柱石。”【14】這一批人構成後來清政府洋務派的源頭。
1839年，當雄心萬丈的林則徐作爲欽差大臣來到廣東厲行禁煙時，這位偉大的民族英雄，面對的就是這樣一個組織嚴密、财力雄厚、武裝強大、裏應外合的鴉片帝國。林則徐甫一上任，就嚴厲鎮壓三合會的地下走私販毒網絡，勒令外商上繳鴉片，進行了震驚世界的虎門銷煙。但是林則徐萬萬不會想到，他的對手有多強大，他挑戰的是整個大英帝國和攸關國際銀行家生死的核心金融戰略！
鴉片貿易導緻中國白銀大規模外流，在中國引發了嚴重的“銀貴錢賤”的貨币危機。從清朝建立到19世紀初的100多年中，中國的銀銅¬雙貨币機制運轉良好，比價基本穩定在1兩白銀折合銅¬錢1000文。到鴉片戰争前夕，銀兩竟飛升至兌換銅¬錢1600文。農民、手工業者和普通百姓平時所得都是銅¬錢，但交付各種賦稅則需折成白銀，如此一來，經¬濟負擔大爲加重。由于百姓生活困窘，交稅自然拖延，結果是各省拖欠賦稅日多，造成清政府的财政能力急劇衰退。鴉片貿易大規模開始之前，直到乾隆年間的1781年，國庫存銀高達7000萬兩，至1789年約爲6000萬兩。随着鴉片泛濫，到1850年時僅剩800餘萬兩，已不足以應付一場戰争了。
正是鴉片摧毀了大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基石——白銀貨币本位，随之而來的是貿易大幅逆差，财政收入下降，人民生活困苦，貧富嚴重分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而國際銀行家則手持鴉片套購出來的巨額白銀，建立起“中國的英格蘭銀行”，一舉奪取了清帝國金融高邊疆的制高點：中央銀行。
彙豐銀行的成立，标志着中國近代史開啓了一個金融殖民地時代。在彙豐奪取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過程中，一個新的沙遜帝國崛起了，它取代了東印度公司的地位，成爲執行鴉片金融戰略的最新操盤手。
沙遜家族：東方的羅斯柴爾德家族
沙遜與羅斯柴爾德家族同屬于塞法迪猶太人，自古就生活在伊斯蘭化的伊比利亞半島上(今西班牙)，從事金匠和錢币兌換的生意，并經¬常作爲熱那亞銀行家族的代理人，從事信用調查、收放貸款等業務。在這個過程中，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商業信用和金融網絡。15世紀90年代，随着伊比利亞基督徒将伊斯蘭教政權趕走，塞法迪猶太人也被逐出西班牙和葡萄牙。
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爲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另一支猶太金融家族逃往荷蘭、比利時，很快就憑借多年積累下來的商業關系網東山再起，并參與了阿姆斯特丹銀行、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建立。正是在荷蘭猶太銀行家200萬荷蘭盾的資助下，英國威廉三世于1688年帶領1.5萬人，從荷蘭登陸英國，開始了“光榮革命”。沙遜家族則一路向東，搬遷至中東波斯灣地區的商貿中心巴格達。在那裏，沙遜家族憑借猶太人獨有的金融觸覺和經¬驗，利用伊斯蘭教義中禁止高利貸的教規，以猶太人不受伊斯蘭法規約束的便利條件，爲中東地區商貿提供金融放貸，很快就成爲波斯灣地區首屈一指的金融家族，長期擔任巴格達的首席财政官，并成爲巴格達地區整個猶太社區的族長，被人稱爲“納西”，即猶太人之王。
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8世紀末19世紀初，巴格達地區的反猶情緒高漲，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派駐巴格達的地方官，開始大規模驅趕猶太人，作爲“猶太人之王”的沙遜家族首當其沖，不得不于1832年舉家遷往印度孟買。沙遜帝國的創始人大衛•沙遜在印度開始了一段新的傳奇。【15】
由于沙遜家族到達印度的時間太晚，鴉片貿易的巨大蛋糕早已所剩無幾。東印度公司雖然解體了，但三大洋行巨頭卻在巴林家族的支持下，繼續壟斷着中國鴉片進口和印度的鴉片供應鏈。在整個鴉片貿易鏈條中，生産、運輸、保險、銷售、融資、彙兌，幾乎全部掌握在怡和手中，針插不進，水潑不進。在巴林家族嚴密控制的鴉片帝國裏，新來的猶太人沙遜要想插足，勢比登天。
此時的倫敦金融城，新興的羅斯柴爾德家族已然壓倒了巴林，羅斯柴爾德家族也想從鴉片生意中切出自己的一塊蛋糕，苦于巴林對東印度公司散商的高度控制力，不得其門而入。沙遜的出現正好完美地符合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戰略發展規劃，同是塞法迪猶太人，祖上說不定還是通家之好，所以雙方一拍即合。有了羅斯柴爾德家族的強大金融後盾，沙遜準備甩開膀子大幹一場了。
經¬過周密研究，沙遜發現怡和對印度的鴉片控制，存在着一個明顯的漏洞，那就是怡和沒能控制印度腹地的罂粟種植園。沙遜抓住機會，利用強大的資本實力，向内陸的印度鴉片商人提供高達3/4的貸款。各地采購商聞風而至，沙遜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控制了鴉片種植的源頭，實現了對貨源的壟斷。其實，胡雪岩的思路與沙遜幾乎完全一緻，差别在于，沙遜的背後是國際金融霸主羅斯柴爾德家族的支持。
到了1871年，局勢已經¬很明朗了，怡和在與沙遜争奪鴉片源頭的拼殺中敗下陣來，沙遜被公認爲印度和中國全部鴉片庫存的主要持有者，控制着各類鴉片總量的70%！1840～1914年，沙遜家族在壟斷鴉片的生意中獲利高達1.4億兩白銀！這就是壟斷的力量！
有這樣的實力做後盾，羅斯柴爾德的女兒嫁到了沙遜家，從此商業聯盟關系得到猶太人傳統的宗法力量的鞏固和維護。沙遜帝國威震遠東。
從此，遠東的洋行進入了沙遜時代。
猶太人對金錢的超級敏感性在沙遜家族身上也不例外。當沙遜家族完成了鴉片壟斷大業之後，資本實力超級雄厚，于是開始琢磨也搞一家中央銀行，享受一把控制貨币發行的超級快感。此時的遠東并沒有中央銀行，這個機會再次被沙遜抓住了。
彙豐銀行：你的地盤我做主
在所有政治經¬濟的要素中，貨币最爲關鍵；在貨币的全部制度裏，創造貨币的權力最爲核心。但是，在這一國家的神聖權力問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經¬濟學家們的隻言片語。
——美國貨币史學家 德瑪爾
1864年初，兩份在中國成立銀行的商業計劃書擺在了老沙遜的辦公桌上。一份是孟買本地的英國商人開始籌建面向中國金融市場的“中國皇家銀行”，另一份是一位年輕的蘇格蘭航運商人的“香港和上海銀行”計劃書。最終打動老沙遜的恰恰是那位毫無銀行業經¬驗的年輕人的計劃。這個蘇格蘭小夥子名叫托馬斯•蘇石蘭，年方三十卻已經¬是著名的大英輪船公司駐香港的業務總監和香港黃埔船塢公司主席了。
老沙遜一下子就喜歡上了這個主意。作爲一家總部設在香港和上海的銀行，與那些僅僅在香港和上海設立分行的外國銀行相比，在信息聯系方面會更加便利，這一點在交通與通訊還不發達的19世紀顯得尤爲重要。市場時機轉瞬即逝，那些需要向遠隔重洋的總行請示的銀行，在未來與彙豐銀行的競争中隻能居于下風。
老沙遜立刻批準了這個項目。
在彙豐銀行的主要股東中，除了沙遜，還有寶順和旗昌洋行。然而寶順洋行在1866年席卷全球的棉花泡沫¬危機中破産，旗昌洋行也在危機的打擊下，于19世紀70年代初µ¬出中國市場。于是已經¬成爲鴉片新霸主的沙遜洋行，就成爲彙豐銀行的主要支柱。彙豐銀行實際上成爲羅斯柴爾德-沙遜同盟在遠東金融布局中的一枚關鍵棋子。
這樣一家銀行必然引起巴林系的怡和洋行的堅決抵制，這既是基于倫敦金融城巴林與羅斯柴爾德勢力的争霸，也源于實實在在的利益之争。
彙豐銀行剛一誕生，就趕上了美國南北戰争結束帶來的金融危機。
當時世界工業體系的核心戰略産業是紡織業，紡織業需要的主要原¬料是原¬棉。世界主要棉花産區在印度和美國南方各州。美國南北戰争爆發後，掌握制海權的北方即對南方實施海上封鎖，南方對世界市場的原¬棉供應立刻中斷。英國棉紡織業轉向印度的棉花，印棉價格随即暴漲。孟買和加爾各答的棉花市場，立刻成爲大小投機商人的賭場。棉花泡沫¬催生了更大的金融泡沫¬。在英國本土，大量資本金嚴重不足的各類金融機構紛紛成立，英國殖民地銀行數量也急速膨脹。1862～1865年，先後誕生了19家銀行。單是1864年登記的殖民地銀行就多達7家。在香港和上海，新成立的英資銀行數量也大幅增加，這些空殼銀行的金庫裏遠沒有它們在招股書上所聲稱的金額。
就在這時，“噩耗”傳來，美國内戰結束了！震撼全球金融業的棉花危機開始了。倫敦金融城首當其沖，1866年一年之内，接連倒閉了17家銀行。
金融海嘯的沖擊波迅速波及遠東。1866年，香港、上海出現開埠20多年來的首次金融大恐慌，一系列外資銀行和本土錢莊倒閉。當金融海嘯的巨浪退去，沙灘上還屹立不倒的隻剩下老牌的麗如銀行、有利銀行、渣打銀行、法蘭西銀行和彙豐銀行。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正是在金融海嘯的第二年，彙豐銀行的一根台柱——老牌的寶順洋行竟然被“淹死”了，這時的巴林家族在金融危機和羅斯柴爾德家族的雙重打擊下已經¬自身難保，無力顧及遠東的小兄弟，隻能眼睜睜地看着寶順洋行被棉花危機拖下水。寶順的垮台嚴重打擊了羽翼未豐的彙豐銀行。
這時站出來力撐危局的，正是沙遜洋行。從1866年起，沙遜家族将所有在華鴉片貿易所得利潤，全部通過彙豐銀行進行彙兌。在世界金融海嘯的沖擊下，唯一還有超額利潤的生意就是鴉片貿易了。這個維持倫敦金融城和大英帝國經¬濟生命線的“通貨”，再一次用中國老百姓身上的經¬濟血液挽救了大英帝國遠東的金融循¬環系統，并成爲國際銀行家們完成遠東利益格局大洗牌的籌碼。
就在各大銀行苦撐危局之時，彙豐銀行在沙遜巨大的鴉片利潤支撐下，抓住大好戰機，開始橫掃香港和上海的金融同行。
1866年6月，遠東銀行業的大哥大麗如銀行召集渣打銀行、有利銀行和法蘭西銀行等外資銀行，商量“後危機時代”的金融風險問題，最後決定将通常使用的6個月到期的商業承兌彙票，縮短爲4個月。一是減少銀行自身的風險，二是适應新的商業貿易環境。從1867年1月起，在中國的分支機構，不再買賣超過4個月到期的彙票。
商業承兌彙票的曆史可追溯到公元13世紀前後。随着十字軍東征和航海貿易的發展，在地中海的意大利地區，迅速形成貿易和貨物航運的巨大市場，意大利基于航海貿易的需求，首創了商業承兌彙票。大宗航海貿易最重要的特點就是遠距離和長時間，同時還伴有一定的風險，所以買賣雙方在付款和發貨兩方面都很猶豫。買家馬上付現金會擔心萬一遠方的賣家不發貨，或者貨物在航海中出事了怎麽辦；而賣方則想如果先發貨，最後收不到款麻煩就大了。打破這個僵局隻有兩種辦法，一是買家信譽卓著，從不拖欠貨款；二是有個信譽很好的擔保人對交易成功進行擔保。由于大家都在意大利做生意，所以有家有業的本地人自然成爲擔保方的最佳人選。于是，意大利的商人銀行家大量湧現出來，對買家付款進行擔保，買家隻需開出一張欠條，寫明未來什麽時間，支付多少金額，并由意大利人簽字»¬押即可。如果買方逾期不付款，意大利人将代爲支付全款，回頭意大利人再找買家理論。賣方拿到這張欠條于是興高采烈地發貨了。這張欠條就是早期的商業承兌彙票。意大利人坐收一筆擔保費用。
當賣家急需現金而彙票期限未到時，他可以把彙票拿到商人銀行家那裏去打折出售，這就是彙票貼現。商人銀行家以折扣價吃進彙票，然後坐等彙票到期收取全款，從而獲利。這個折扣價其實就是隐性的利息，折扣越深，利息就越高。當時的天主教嚴禁放高利貸，所以彙票貼現成了放高利貸的變通辦法。當票據交易非常活躍時，彙票基本上可以随時變現，其功能幾乎等同于現金。在18～19世紀的英國，在銀行券、支票和信用額度等新工具開始大規模流通之前，彙票實際上成了貨币供應的重要組成部分。
商業彙票的期限往往和貨物運輸的時間相匹配，如果貨到了很久而彙票期限仍未到，就相當于買家賒賬時間過長，占用了賣方資金，同時，承擔買家支付擔保的銀行風險也相應增加。
考慮到由于輪船航速提升，歐洲與中國的海上運輸時間大爲縮短的情況，另外也不願過多承擔風險，所以麗如銀行才提出壓縮彙票期限。不過，壓縮彙票期限等于收縮了信用規模，提高了買家的資金和信用門檻，其效果相當于拒絕了很多客戶。
這個同業間的協¬議，給彙豐銀行創造了一個巨大的擴張客戶資源的機會。當其他銀行拒絕購買6個月到期彙票時，在沙遜巨大資金的保障下，彙豐銀行逆向操作，大量收進。手持6個月彙票的商人們走投無路，隻有到彙豐才能做貼現，自然折扣更多。彙豐隻需持有彙票到期就可收到全額資金，收益當然更爲可觀。同時，彙豐将自己承兌的4個月的彙票高價抛給那些搶着收貨的競争對手，從而獲得低買高賣的套利空間。半年下來，彙豐的彙兌業務便由920萬兩白銀迅速上升到1300萬兩白銀。不到10個月，其他幾家銀行便不得不向彙豐“投降”，重新走上6個月期票的老路。
在這場彙票大戰中，彙豐銀行旗開得勝，表明了“中國的英格蘭銀行”這一頭銜已經¬易主。彙豐自此成爲遠東外國銀行界的新領袖。
彙豐的另一項獨門暗器，是大量吸收中國儲戶存款，特别是中國達官貴人階層的巨大存款。在清末長篇小說《官場現形記》中曾經¬描寫了這樣一個故事：清政府的一個藩台，奉命到上海查辦一個被參官僚把贓款存在彙豐銀行的案件。他一到上海，就身穿官服，坐着八擡大轎，帶着一些随從直奔彙豐銀行而來。但當他來到銀行門口，卻被擋了駕。守門的說必須從後門進去。藩台大人隻得徒步走到銀行後門，站了半天，結果還是沒有人理睬他。後來，他才知道，彙豐對中國儲戶在那裏的存款嚴格保密，拒絕中國官方進行任何調查。沒有辦法，他隻得以“外國人不準查賬”回複他的上司，事情就這樣不了了之了。
彙豐銀行依靠大英帝國的勢力，拒絕清政府就其客戶的任何款項進行調查。因爲有了這個特權，當時許多軍閥、官僚、地主就以彙豐爲最安全的财富保險庫，把曆年搜刮來的贓款統統送了進去。
由于彙豐銀行被港英當局視爲“我們的銀行”，因此備受優待和庇護，享有權力極大的發鈔權。1872年，港英政府準許彙豐發行票面1元的小額鈔票。随後，彙豐的小額鈔票大量出籠，并迅速流通于華南各地。1874年3月，上海《字林西報》刊登1874年2月四大英資發鈔銀行——麗如、渣打、有利和彙豐的鈔票發行額，在實發的350萬元鈔票中，彙豐的鈔票占到了51%以上。
此時的彙豐銀行已經¬成爲香港最大的發鈔銀行、港英政府的出納銀行、所有在華同行的結算銀行，成爲名副其實的“中國的英格蘭銀行”。
被沙遜驅逐出鴉片貿易的怡和洋行此時變得更爲現實，面對彙豐的強勢，怡和新的領導人凱¬斯威克家族，不得不更積極地考慮與彙豐的關系。在後來聯手剿滅胡雪岩的戰役中，雙方達成了更多的默契。
然而羅斯柴爾德-沙遜集團對于彙豐銀行的期許，并不僅是讓其充當管理在華外國銀行的銀行，而是要讓其成爲管理整個中國金融體系的銀行，成爲真正的“中央銀行”。
要行使中央銀行的職能，就必須能夠管理與控制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這就是中國的錢莊與票号體系。而這時的清政府恰恰還能夠依賴自己的錢莊和票号體系維持運轉。錢莊與票号同時還爲中國的對外貿易進行大量融資，控制着中國廣大民間經¬濟的财富之源。國際銀行家也隻有控制了中國的錢莊與票号體系，才能真正實現對中國的金融殖民。
票号錢莊：爲什麽沒能發展爲國際金融帝國
中國本土生長起來的金融機構中最具特色的就是山西幫的票号和甯紹幫的錢莊。通俗地說，票号玩的是票，而錢莊玩的是錢。
無論是早期的威尼斯、熱那亞，還是後來的荷蘭、英國，金融與貿易幾乎都是孿生兄弟，相伴而生，相互促進，相互借力。歐洲最早的金融機構幾乎都源于商号，在商業活動中，對金融服務的需求日益擴大，最終導緻了專業金融服務與商業貿易活動的分離。中國的票号發展也不例外。
票号源于山西，而不是經¬濟發達和航運便利的沿海地區，确實令人覺得奇怪，但仔細想來卻也合乎情理。晉商号稱中國十大商幫之一，他們走南闖北的魄力和吃苦堅韌的精神，使其很早就在中國商業版圖中脫穎而出。晉商足迹遍天下，早在清朝初年就形成了南北兩大貿易體系——糧船幫和駱駝幫。前者奔波于各省江¬河口岸，後者遠涉萬裏，足迹直達蒙古、莫斯科，成爲中國茶、絲、布、糧、鐵等商品最大的貿易商，建立起中國最早也最爲龐大的貿易網絡。
與猶太金融家族崛起道路不同的是，晉商的票号彙兌網絡脫胎于縱橫上萬公裏、從業數十萬人的龐大的國内國際貿易網絡，而猶太金融網絡則發轫于金錢兌換、存款放貸、票據交易等純貨币業務。兩者的共同之處在于，強大的網絡輻射能力所形成的規模效應和快速便捷優勢。當網絡優勢一旦确立，則後來的競争對手幾乎難以插足。這也是後來南方的錢莊始終無法在遠程彙兌業務領域超越山西票号的核心原¬因。缺乏足夠龐大的網絡緻使錢莊規模普遍偏小，最終難以形成類似猶太金融業的龐大國際金融帝國。
在貨币本位、中央銀行之後，金融網絡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三大支柱。
由于晉商貿易網絡覆蓋面龐大，在交通極不發達的時代，資金往往一年才能周轉一次，嚴重制約了生意的擴大。同時，遠程運送現銀時間過長，路途也不安全，因此客觀上需要一種便捷的遠程資金調動方式，這就是票号起家的核心業務：遠程彙兌。
最初的彙兌業務隻是爲了方便。例如，山西平遙的“西玉成顔料莊”在四川、北京、山西等處設立了分莊，北京的親友要将一筆銀子彙到四川，隻需将銀子交予北京分莊，然後北京分莊寫信通知四川分莊，而在四川的親友可到當地分号取到銀子。沒想到這一彙兌模式一出現，立刻引來了大量業務，而且人們願意爲這樣的服務繳納1%的手續費。顔料莊掌櫃雷履泰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潛在能量巨大的商業模式，立刻放棄了傳統的顔料莊生意，于1823年前後，成立了中國第一家票号“日升昌”。
鴉片戰争前，中國貿易總額就已高達每年3億兩白銀，如果其中1億兩白銀需要遠程彙兌，其利潤将高達100萬兩白銀。經¬過幾年的經¬營，日升昌票号在專營彙兌、存放款業務中獲得了巨額利潤。據說從道光到同治50餘年的時間内，财東李氏從日升昌票号獲得的分紅竟超過200萬兩白銀。受日升昌票号成功的鼓舞，山西商人紛紛設立或改營票号，極大地促進了當時商業貿易的發展。在此後的近一個世紀裏，山西票号基本壟斷了當時清朝的彙兌業務，獲得了“彙通天下”的美譽。
票号主要業務是遠程彙兌。其發展呈現出由北向南擴張，由山西向四方輻射的基本态勢。前期因華北、華中與蒙俄貿易與年俱增，票号依據經¬濟形勢，在内陸30多個城鎮設号200多個，重心在北方，分号以京師爲中心。中期則海陸并重，在邊疆和沿海大設分号，京、津、滬、漢成爲票号集中的四大中心。光緒前期，票号的總号、分号已達400多家，構成了一張巨大的金融網絡。無論是商業，還是政府，或者私人的資金，最終由于票号快速、安全和便捷的特點，無不紛紛湧入這個輻射全國的金融高速公路系統。到20世紀初，全國22家主要票号彙兌總金額大約爲8.2億兩白銀【16】，利潤總額約820萬兩白銀，大約相當于清政府一年财政總收入的1/10！
票号的彙兌網絡形成了巨大的金融網絡優勢，在此基礎之上，原¬本有希望發展成爲類似于猶太金融家在西方所奠定的“金融高速公路體系”，從而壟斷信用與資本流通的大動脈。其衰落的根本原¬因有兩個：一是由于缺乏地利，沒有在國際國内貿易的中心——上海，建立自己的總部，從而使決策遠離了最具增長潛力的貿易金融服務的中心，喪失了主導新興的商業彙票交易和其他金融市場的機會；二是沒有能夠創造出類似歐洲的戰争債券和國家債券的融資系統，僅僅将業務局限在彙兌領域，固步自封，最終被外國銀行和官辦銀行逐步侵蝕了作爲生存根本的彙兌業務。
金融市場，尤其是形成國家融資的核心力量——國債和各類票據的交易市場，構成了金融高邊疆的第四塊基石。中國本土的金融機構——票号與錢莊，都沒能完成這一重大曆史使命。
錢莊的起源非常類似于同時代猶太金融家族的主營業務：貨币兌換。
世界猶太金融家族的核心力量幾乎都能從德國找到他們的源頭。德國作爲現代金融家族的發源地是有原¬因的。從地理位置上看，德國是歐洲東部和西部之間的連接點，特别是柏林，更是處于歐洲地理中心和交通樞紐的位置，南來北往，東行西去的客商都雲集柏林。因此形成了歐洲的各種貨币都在柏林集散的局面。從羅馬帝國開始，柏林就是貨币兌換的中心。到拿破侖占據這一地區之後，對貨币兌換的需求變得更加旺盛。兩千年深厚的金錢買賣經¬驗的積累，與現實貨币兌換迫切的市場需求，使德國成爲了猶太金融家族繁衍壯大的天然沃土。【17】
中國錢莊的興起也不例外。自明代确立銀本位後，一直實行銀兩與銅¬錢并行的流通局面，銀兩與銅¬錢之間的比價随行就市。由于銀兩價值過高，對于普通老百姓來說，在市面上直接使用銀兩購買商品價值太大，所以在日常生活中，銅¬錢是真正流通的貨币，而銀兩則主要用于大額交易、官員俸祿、兵饷和财政稅收等。同時，銀兩本身也非常複雜，各地銀兩重量不等、形狀各異、成色不均，再加上各種外國銀元的大量湧入，形成了巨大的銀錢兌換和銀兩成色評估等業務需求。
特别是在鴉片戰争五口通商後，上海作爲國際貿易和國内貿易的交彙之處，其貨币兌換的需求更爲迫切，以甯波-紹興-上海爲中心的甯紹幫錢莊就應運而生了。爲解決國内商人銀兩的折算和外國商人帶來的銀元計價問題，從1856年起，上海錢莊業開始采用一種虛拟的銀兩記賬單位，名叫“規元”。這一發明，極大地便利了各地商人的商業記賬。
除了貨币兌換的基本業務外，甯紹幫的錢莊業充分利用了上海國際國内貿易中心的優勢，創造性地發展出中國特色的商業彙票體系，在内外貿易之間，将外國金融資本和中國的貿易市場，整合成一個靈活而有效的平台。
五口通商之初，洋行進入上海采購中國土特産并銷售外國工業制成品。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大難題，就是對中國的供貨商和采購商缺乏商業信任。采購中國商品擔心付款後收不到貨，銷售外國産品害怕發貨後收不到款，這種情形與13世紀意大利商人所遇到的問題完全一樣。甯紹幫的錢莊抓住了這一巨大的商業機會，創造出了“莊票”這一彙票工具，從而大大促進了國内國際貿易的迅猛擴張。
莊票在19世紀前期就已經¬在上海出現了，但當時的莊票從本質上看就是銀票，“莊票者，錢莊因放款或商家之請求，而發出之無記名式，付款與持票人之票據也”【18】。它的主要特點是即時性，而不是商業彙票中的以真實貿易爲基礎的延期支付。
真正的商業彙票在時間軸上拉¬長了支付期限，同時可以貼現，所以當商業彙票被作爲支付手段時，在其期限之内，相當于擴大了信用的規模。最重要的是，它是以真實貿易爲基礎的信用擴張。
商業彙票的本質，就是以貿易爲抵押發行的短期貿易貨币，這有别于以債務爲抵押發行的債務貨币。商業彙票構成了商業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信用擴張手段。而後陸續出現了以國家債務爲抵押的殖民資本主義的信用擴張、以工業債務爲抵押的工業資本主義信用擴張和以個人債務抵押爲主的後工業化時代的信用擴張。【19】
甯紹幫所發明的莊票是由華商向錢莊申請“以貿易爲基礎”的5～20天兌現的彙票，采購洋行貨物時，即以莊票支付。洋行一般不信任華商，但對于錢莊，特别是有實力的錢莊，還是相當認可的。其原¬因在于洋行普遍采用的洋買辦制度。洋買辦不僅對當地錢莊的實力非常熟悉，而且一旦出現意外必須承擔無限責任。如果到期華商不能支付貨款，則錢莊負責向洋行墊支，然後錢莊再去找華商算賬，也可以由錢莊向洋行直接支付，再向華商收款。這樣一來，洋行的貨好賣了，錢莊簽發的莊票是要收利息的，于是擴大了錢莊的利潤并增加了新的業務。華商則獲得了短期融資，擴大了業務量。這是一個三全其美的金融創新。而且，這些莊票的持有人可以在很多錢莊或外國銀行進行打折貼現，随時得到現金。
當彙豐銀行進入上海時，它面臨的是一個外國銀行與當地錢莊并存的格局。外國銀行的優勢在于資本雄厚，完全控制了國際彙兌業務。而錢莊的優勢在于了解市場，占據着對内貿易簽發商業彙票的信用中介地位，特别是基于國内貨币制度的銀錢兌換基礎業務利潤豐厚，無可替代，因此也能占有一席之地。
既然彙豐銀行有一統金融江¬湖的雄心壯志，就必然會以其實力将當地各路金融諸侯降服。當橫掃其他外國銀行的彙票大戰以彙豐完勝結束後，它将關注的重點轉向了本土錢莊。由于彙豐能夠以很低的成本拉¬來中國富人們的存款，加上鴉片貿易融資所獲得的高額利潤，到19世紀末，其資産總額已高達2.11億港元，建立了遠東首屈一指的金融霸權。彙豐充分利用了自身資金雄厚的優勢，開始大規模使用拆票的辦法來控制錢莊的資金。【20】
由于錢莊自有資本有限，對于吃下更多的商業彙票蛋糕，心有餘而力不足。彙豐銀行正是看準了這一弱點，才将廉價的多餘資金拆借給上海的錢莊，錢莊隻需将莊票作爲抵押交給彙豐，就可以得到信用貸款。因此，上海錢莊紛紛向彙豐銀行大量拆借資金。彙豐也可以直接收購市場上已經¬被打折過的莊票，進行再貼現，利用存款與再貼現之間的息差獲得收益。各錢莊在打折收購其他錢莊的莊票後，本可持有到期獲得收益，但爲了加快資金周轉獲得更多利潤，隻要彙豐出價合适，就毫不猶豫地把這些莊票轉賣給彙豐，将利潤落袋爲安後再去做新的貼現買賣。
如此一來，雖然上海的錢莊可以獲得彙豐的資金将生意做大，但同時也由于資金來源受到彙豐的控制，而不得不變爲彙豐的附庸。彙豐銀行可以通過拒絕拆票或提高拆息來緊縮銀根，也可以調高再貼現率，即對錢莊想轉賣給彙豐的莊票進行深度打折，使得錢莊無法獲得兩次打折之間的利差而無利可圖，從而迫使他們減緩或停止第一次貼現行爲。這将導緻全體錢莊由于商業彙票周轉放慢，而不得不減少對貿易的融資。最終的後果就是，資金匮乏導緻華商無法收購茶農、絲農等土特産品，農民和手工業者被迫降價出售自己的勞動成果。而此時，彙豐背後的洋行股東們“正好”能夠廉價吃進，然後在國際市場上高價抛出，獲得豐厚利潤。
胡雪岩所代表的中國金融勢力在與外國金融勢力進行殊死抗争時，彙豐銀行可以通過擰緊貨币供應的水龍頭，制造銀根緊縮，輕易打垮一切貿易抵抗聯盟的反抗。
在彙豐銀行把持着清帝國中央銀行大位的情況下，任何本土的金融機構都不可能發展成爲足以挑戰國際銀行家核心戰略的競争對手。
洋買辦：中國的特殊現象
“買辦”一詞源于葡萄牙語，本意爲中國南方地區爲歐洲商人在市場上負責采購的仆人。後來演變爲專指幫助外國洋行在中國擴大生意範圍的本地商人。早期的洋買辦并非外國洋行的雇員，而是身份獨立的商人，他們與洋行之間是代理關系，爲了取得買辦資格，他們往往需要繳納一定的保證金，如果生意規模沒能達到預期目标或出現虧損，他們的保證金将被洋行扣罰。同樣的，如果他們的業績不錯，也将享受洋行的利潤分成。
就純粹的商業角度而言，買辦屬于正常的商業代理行爲，無可厚非。但是，如果洋行進行的不是公平貿易，而是壓榨式貿易；外國銀行開展的不是普通的金融服務，而是控制貨币供應的操縱性行爲，那麽問題的性質就發生了改變。洋行與外國銀行的勢力越強，生意規模越大，對中國經¬濟的危害也就越深重。在這一過程中，幫助外國金融資本擴張勢力範圍的洋買辦，就變成了傷害本國利益的重要幫兇。
從胡雪岩被獵殺的事例中，人們可以清楚地發現洋買辦階層對中國經¬濟、金融、貿易與民生的重大殺傷力。沒有洋買辦的盡心竭力，外國洋行和銀行都不可能在中國獲得那麽大的控制力。
是平等的商業交往，還是控制與操縱？正确判斷外國金融資本的意圖和行爲，是一切曆史功過與是非評判的核心。
縱觀世界各國，洋買辦現象幾乎是中國特色。無論是在亞洲的印度、日本、韓國，還是在美洲大陸，都不曾出現這樣一個特殊的階層。這是中國半殖民狀态所獨有的現象。在西方擴張的過程中，美洲、非洲最先被殖民化，亞洲的印度和東南亞稍後被征服，在這些被西方徹底殖民化的地區，西方的統治勢力可以直接實施垂直統治，而無需借助本地中間人代行控制，所以無需買辦階層費事。中國的情況比較獨特，西方殖民者來到中國的時間太晚，而中國相對強大，無法在短時間内徹底垂直統治中國，所以必須依賴一個中間階層來代行控制，這個階層就是官僚與買辦階層。
從更深層次看，但凡統治殖民地，必須要徹底消滅當地的文字，因爲文字攜帶着文明的基因，維持着複雜的民族自我認同和精神歸屬，征服一個國家卻消滅不了它的文字，則統治者要麽被同化，要麽被驅逐。被統治者從精神和情感兩方面認同統治者，是統治成功的唯一選擇，古往今來概莫能外，世界任何一處的殖民地也是如此。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法國、德國、美國、日本等殖民帝國，無不首先滅掉殖民地的文字，使得被統治民族完全和徹底地集體失憶，重新接受殖民帝國的精神與情感灌輸，以實現其“長治久安”。在當今世界，前殖民地地區的普遍貧窮落後，在很大程度上是殖民時代留下的後遺症。可怕的并不是這些地區的物質财富被掠奪，而是殖民地國家的文字被摧毀所導緻的精神世界極度錯亂和信仰體系徹底碎裂，要重建對自身文明的信心，卻遠不像經¬濟發展和物質繁榮那樣短期就能見效。
中國的幸運就在于頑強的漢字生命力和在此之上建立起來的巨大文明體系。無論是英國的狡詐、俄國的貪婪，還是日本的嚣張，都不可能徹底征服中華文明。正是在這種現實的無奈中，西方殖民帝國不得不借重與依靠洋買辦來實現财富的掠奪和控制。
在金融高邊疆全面淪陷的情況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清王朝，都不能從根本上改變中國半殖民化的狀态。
日本當時也同樣面對着西方列強的殖民野心，也同樣被砸開了通商的大門，可是卻有着與中國截然相反的命運。明治維新的成功與洋務運動的失敗，其根本差别就在于日本守住了自己的金融高邊疆，外國金融勢力未能有效地控制日本的貨币體系。尤爲重要的是，日本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洋買辦階層。因此，外國銀行在日本難以開展業務，更别說控制日本的金融命脈了。
1863年以來，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攜帶着高達2億兩白銀的資本金，其實力比日本當年的銀行實力不知強大多少倍，即便是明治維新成功後，直到1900年，日本的全部銀行資本金還不到這個數字的一半。可是，除了彙豐銀行尚能運轉之外，其他外國銀行已紛紛倒閉。而日本本國銀行的數量則從零暴漲到1901年的1867家。在此之前的明治維新，幾乎完全是在本國銀行體系的信貸支持下，完成了工業的近代化，使日本一躍而與西方列強平起平坐，成爲亞洲唯一擺脫西方列強殖民的成功典範。
日本正是牢牢控制住了金融高邊疆，源源不斷地爲本國的工業、國防和貿易提供大量信用，才催生了一個迅速崛起的工業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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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治維新與洋務運動
本章導讀
爲什麽明治維新能成功，而洋務運動會失敗？
爲什麽日本沒有洋買辦階層？
爲什麽外國銀行攜強大資本登陸日本，最後幾乎全軍覆沒？
爲什麽日本能夠守住自己的金融高邊疆？
曆史給中國留下了太多的痛苦回憶，也爲後來的中國人提出了許多非常尖銳的問題。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和中國洋務運動的失敗，以及甲午戰争的結果，給中國帶來的刺激和糾結，遠比敗于大英帝國更令國人抓狂。
日本金融的曆史，遠比大多數中國人想象的更久遠、更先進。三井家族的金融從業經¬曆，比英格蘭銀行還早10年，比山西票号早了100多年；日本現代銀行體系的建立，比中國領先了30多年；日本中央銀行的成形，比中國早28年；日本的統一貨币日元，遙遙領先中國的法币70多年；日本在亞洲最早确立了金本位的貨币基石；日本的金融網絡，完全控制了本國的經¬濟體系；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幫助本國貿易商一舉奪回了定價權。
日本成功地守住了金融高邊疆，擊退了外國金融勢力的染指，這正是日本明治維新得以成功的關鍵前提。
日本最終發現了銀行信用的秘密，在金銀貨币有限的情況下，以金融的高倍杠杆，充分調動起全國的資源，撬開了近代工業化的大門，而工業和貿易創造的驚人财富，驅動着日本經¬濟的車輪駛入了世界強權的快車道。
反觀中國，以漢冶萍鋼鐵聯合公司爲典型代表的洋務運動，卻在極端惡劣的金融生态環境中艱難生存，盡管具備着關鍵的先發優勢和良好的資源條件，卻最終斷送在日本手中。
曆史的經¬驗表明，金融是現代經¬濟的制高點，金融高邊疆是現代國家的第二國防！
王政複古與金錢崛起
1867年12月26日深夜，寒風瑟瑟。在日本京都三井家族的莊園裏，家族掌門人三井三郎助正襟危坐，在他的旁邊是一個裝滿金銀的木箱。仆人們屏住呼吸，傾聽着院外的動靜。巨大的客廳在黑夜裏顯得更加空曠，蠟燭咝咝的燃燒聲在靜谧的房間中清晰可聞。空氣仿佛凝固了。此時，三井正在等待一個決定家族命運的重要時刻。
他已經¬得到準确情報，德川幕府正在調集三萬大軍準備殺向京都。倒幕派的長州藩和薩摩藩也已經¬招募了大批武士，在王政複古的大旗下，誓言廢掉統治日本長達200年的德川幕府，将大權歸還天皇。一時間，京都城下戰雲密布，決定日本命運的決戰即将拉¬開大幕。
三井家族作爲德川幕府的金融代理人，曾爲幕府統治立下汗馬功勞，也獲得了巨大的利益。但是，日本已不再是鎖國時代的日本，西方列強已經¬敲開了日本的大門，整個國家正處在被徹底殖民的巨大危機之中。德川幕府的腐敗統治和嚴酷剝削，早已使民衆的暴力反抗如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勢，而幕府對西方列強的軟弱妥協¬，更激起各藩貴族與武士壓抑已久的反叛之心。三井對時局洞若觀火，早已開始向倒幕派秘密提供大筆資金。不過，他還不願也不敢公開表示自己的傾向。
今夜，三井将做出事關家族300年基業的重大抉擇，将賭注全部壓向倒幕派，公開與德川幕府決裂！
清脆的敲門聲驟然響起，天皇的特使到了。
此刻，就在三井家附近的皇宮裏，一位躊躇滿志的少年正在激情中來回踱步，憧憬着日本光明的未來。他就是幾個月前剛剛即位的明治天皇。幾天前，他發布诏書，宣布接受德川幕府交出的行政權力，收回旁落長達700餘年的天皇統治權。在這位年方15歲的天皇身邊，雲集着來自各藩的諸侯，其中勢力最大的就是西南部的長州和薩摩兩藩。這些人早已不堪忍受德川幕府的統治，幾次三番起兵造反，其屬下武士，彪悍勇猛，能征慣戰，後來日本帝國陸軍和海軍的名将中，大部分都出自這兩大藩鎮。
明治天皇年紀雖小，但雄心勃勃，謀略過人。他對眼下的局勢也有自己的判斷，德川幕府将曆代天皇置于漢獻帝的位置上固然可恨，但ˬ能保證身邊的這些倒幕派，不會再度成爲新的德川家族呢？就在三年前，膽大妄爲的長州藩，甚至準備武裝綁架他的父親孝明天皇，以“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方式，來推•¬德川家族的統治。明治天皇的處境，與清帝國康熙皇帝親政前，被鳌拜脅迫非常相似。
不過，眼下最緊迫的，就是如何打敗不甘心失去大權的德川家族。他們的3萬大軍很快就會打到京都城下，而最要命的就是，他的新政權囊中空空如也，沒有錢是打不了仗的。明治天皇不得不求助于當時的日本首富三井家族。
在特使的引導下，三井帶着裝滿金銀的箱子來到皇宮，等待他的是帝國财政大臣。寒暄之後，大臣直言相告，政府沒錢，戰端将啓。三井立刻獻上寶箱，随即就被任命爲帝國新的财政代理人，全權負責籌措财政經¬費。【1】
三井家族何德何能，以至于明治天皇在危難之時，敢以政權存亡的重任相托？
這個三井的來曆的确非同凡響。三井家族開始建立金融帝國的時間，竟比英格蘭銀行還早10年。其祖三井高利以服裝業起家，于1683年在江¬戶(今天的東京)開設“三井兩替店”，從事錢币兌換、典當和放款等金融業務，其商業模式與中國的錢莊非常類似。當時，江¬戶爲政治中心，京都是天皇居住之地，大阪是繁榮的商業都市。随着日本戰國時代的結束，各種産業開始興盛起來。三大都市之間的貿易越來越緊密。三井高利敏銳地發現了這一機會，在京都、大阪陸續開設了“三井兩替店”的分店，開始建立起一個小型金融網絡。有貿易就有金融服務，商業彙票和票據貼現被創造出來，彙票很快進入了三井家族在幾個都市之間的金融網絡，資本與信用開始遠程流動，三井家族的利潤節節攀升。
當時，商人要在商業中心大阪購買商品，而銀子卻存在政治中心江¬戶，銀子和貨物反向運動浪費時間和金錢，同時也不安全。幕府也有類似的麻煩，在大阪收來的商業稅金，需要長途運送到江¬戶的幕府金庫，很不方便。三井看準了這一機會，向幕府提出解決方案，由三井在大阪收取政府稅金，然後通過三井的金融網絡将錢彙到江¬戶，一張彙票就可解決政府的難題，不必搬動沉重的銀子。德川幕府當然很高興這樣的簡單操作，并且很大方地提出了60天的彙票期限。一段時間後，三井的服務令幕府相當滿意，将期限進一步延長到150天。【2】
這下可樂壞了三井。政府将如此巨大的一筆錢，近乎于免費地交給三井使用如此長的時間，而三井可以用幕府在大阪的稅金，來采購自家和爲其他商人代購的商品，然後在江¬戶的分店支付銀子給幕府金庫。其實，從大阪到江¬戶，三井隻需要15～20天的時間就可以辦好所有商品的采購和運輸，等于得到了130天的政府巨額零利息貸款，這錢正可用于短期放貸，獲取暴利。
三井的遠程彙兌業務與山西票号的模式幾乎一模一樣，雖然金融彙兌網絡規模比山西票号小很多，但卻早出了100多年。在西方列強進入亞洲之前，日本人的金融意識可能比中國人更先進。
更爲重要的是，德川幕府對三井的信任達到了空前的程度。西方列強打開日本國門後，幕府規定，外國銀行的所有本地業務，必須通過三井家族，這樣就使得外國銀行無法直接與日本商人接觸。三井家族扮演了清朝廣州十三行的角色，而且三井一家獨攬了對外國的一切貿易金融的接口，從而使三井家族的金融與商業網絡在日本一家獨大。
經¬過180多年的發展，到明治天皇時，三井龐大的金融帝國，早已成爲各方勢力争相拉¬攏的關鍵力量。
就在明治新政府面臨德川幕府的反撲和各地騷亂不斷的危難之時，三井臨危受命，爲政府緊急籌集300萬兩白銀的國債，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發行的第一次國債，其規模之大、籌集時間之急迫，在日本曆史上聞所未聞。三井金融帝國立刻緊急動員起來，所有金融網絡一起高速運轉。他們放出大量國債推銷員，每個推銷員都必須熟練掌握标準化的4分鍾演講推銷技能，他們在全國各地的商人、銀行家和家庭主婦之間奔走，以天皇危難國家興亡的激情震撼了社會各界，銷售最後取得了驚人的成功，300萬兩白銀的天量國債數額，被380萬兩超額認購。【3】
三井拯救了明治新政權！從三井金融帝國奔湧而出的海量金錢，源源不斷地流向最渴求糧饷的前線軍營。
非常巧合的是，三井向明治天皇表忠心的一箱箱軍饷，正被一位年輕的官員護送到前線。此人就是井上馨。
井上馨：日本開國金融元勳
井上馨從小心懷大志，在西方列強危于外、幕府藩鎮亂于内，國家存亡面臨重大危機之時，井上馨暗暗立下決心，一定要到國外去看看西方的海軍爲什麽如此船堅炮利，西方國家的經¬濟到底是怎樣的繁榮。不過，當時日本采取的是嚴厲的鎖國政策，私自離開日本到國外留學是犯死罪的。但井上馨的決心十分堅定，死亡的危險不足以令其卻步。他秘密聯系同是長州藩的老鄉伊藤博文，兩人志同道合，決心一起偷渡去英國留學考察。
兩人商量得熱火朝天，就在準備動身之時，突然意識到身上都沒有錢，也不知道在英國待上幾年到底要花多少銀子。于是他們跑到英國的領事館打聽，領事還從未碰上這等稀奇事，一番打聽之後告訴他們，每人每年需要1000兩銀子，對于任何武士家庭，這可不是個小數目。兩人頓時傻了眼。不過辦法總比困難多，他們開始到處找錢拉¬贊助。最後，還是長州藩的大名毛利，被二人的激情所打動，把在美國購買武器的餘款彙到英國領事手中。1863年5月的一個夜晚，二人和另外三位好友在英國領事的安排下，秘密前往上海。
到了上海港口，井上馨一眼望去，幾百艘外國蒸汽輪船進進出出，一派繁忙景象。井上馨深感日本再不開放，必被世界潮流所抛棄。不過，他并沒有深想，如果外國輪船卸下的是整船的鴉片，裝上的是滿載的絲茶金銀，那中國的經¬濟究竟會怎樣？
在上海接待他們的正是怡和洋行的凱¬斯威克。他問井上馨等人去英國打算學什麽，結果井上馨突然發現另外一個大問題，就是他們都不會英語。井上馨隻會一個英文單詞，那就是航海(Navigation)，糟糕的是，他還發錯了音。凱¬斯威克聽得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最後連猜帶蒙地以爲他們要當水手學習航海，結果派人把井上馨等人安排去和水手們一起燒鍋爐、做雜活。井上馨等人不明白買了船票的客人爲什麽還需要幹雜活兒，頓感無比郁悶。既然英國人就是這樣的傳統，井上馨等人也隻好入鄉随俗了。海上的狂風巨浪，害得井上馨和伊藤博文嚴重暈船，這兩位一邊嘔吐，一邊還在激烈地争論日本的未來。【4】
船終于到了英國，他們開始了全新的生活。井上馨目睹了洋人的富裕和強大，拼命地學習英語和專業航海知識。他恨不得立刻将西方的所有先進文明，通通塞進自己的大腦。有一天，他突然在英國的報紙上看到，日本長州藩肆意封鎖海峽，炮擊外國輪船，西方列強已準備組建聯合艦隊去懲罰當地的“野蠻人”。井上馨大驚，因爲他知道西方的強大武力絕不是日本武士所能抵擋，所以立刻決定和伊藤博文啓程回國，争取趕在列強軍艦打到長州藩之前，去勸說當地大名罷兵休戰。
兩人冒着被幕府抓住判死刑的危險，趕回日本面見英國總領事。此時，戰争即将爆發。井上馨已經¬可以用英文表達他的建議——他願去勸說長州藩停止戰争，英國領事同意給他們幾天時間去和談。在見到長州藩的大名後，井上馨力陳西方列強的船堅炮利，長州藩開戰必敗。無奈此時當地的武士階層對于西方列強的仇恨，已到了無法壓制的程度，雖敗亦戰。井上馨二人隻好回去向英國方面報告結果。當英國總領事問井上馨是否仍然願意回到英國繼續學習時，井上馨回答得非常幹脆：“不，先生！如果開戰，我們将是第一批手持武士刀、倒在你們炮火之下的武士！”其剛烈決絕，令英國總領事聳然動容。【5】
這種武士道精神在當時的日本可謂極其普遍，所以并沒有洋買辦滋生的土壤。後來掌管日本帝國财政金融大權的，正是井上馨等一大批日本金融武士！外國金融資本哪裏收買得動！
戰争的慘烈使得西方列強認識到直接征服日本代價太高，而在遠東的兵力遠遠不敷使用。而井上馨與伊藤博文卻因與列強談判，被當地武士誤認爲是奸細，二人都被刺殺，幾乎喪命。日本強烈的武士道精神和民族情緒，确實是西方殖民者第一次面對的重大難題。這些“野蠻人”，既無法直接用武力征服，又難以找到一批能成氣候的洋買辦來間接實施殖民統治。
後來，井上馨成爲日本最懂金融的政治家，帝國九元老之一，号稱“三井的大掌櫃”。伊藤博文就是曆史上著名的日本鐵血首相，憲法的締造者，中日甲午戰争就是在他的任内發動的。
王政複古後，長州藩由于倒幕功勞最大，在新政府中自然分到了最大的勢力範圍。在長州藩中，又屬井上馨和伊藤博文最具遠見卓識，因此井上馨被破格提拔爲大藏大輔(相當于财政部副部長)，執掌日本财政金融實權，而伊藤博文則去了外國事務局，後來從外交領域脫穎而出，成爲帝國著名的政治家。
三井家的大掌櫃
井上馨走馬上任的第一要務就是确立貨币本位，這正是金融高邊疆的最重要的基石。可見井上馨的眼光相當了得，一眼就看出了财政金融問題的要害。
他面臨的現實困境就是貨币混亂。自德川幕府以來，日本的貨币就在不斷貶值，貨币本位極不穩定。到1869年，日本市場上共有11種金币流通，占金屬貨币流通量的54%，7種銀币占42%，另外還有6種銅¬錢，各自藩鎮還發行了五花八門的紙币，簡直就是一個貨币的春秋戰國時代。【6】
當時，主管日本财政的大久保利通，乃至整個新政府的主要頭腦們，基本都沒有現代國家的财政金融知識。一開始，大夥兒都認爲應該實行銀本位，本來銀子在日本就是主要流通貨币。因此政府在1868年2月，宣布白銀爲主要流通貨币，在通商口岸接受墨西哥銀元爲支付手段。但此時遠在美國考察銀行制度的伊藤博文發來信件，認爲應該采用金本位：“奧地利、荷蘭和其他一些仍在實行銀本位的國家，可能是由于轉換舊貨币體制的難度太大。如果他們能夠重新選擇貨币本位的話，毫無疑問，他們都會選擇金本位。所以對于日本來說，明智的選擇是跟随西方的主流傾向。如果日本建立金本位，白銀仍然可以作爲輔币進行補充。”【7】
大家本來對這個問題就稀裏糊塗，既然伊藤博文正在美國考察銀行業，勢必代表着西方最新的思想，因此大夥兒很容易就統一了金本位的思想。同時進行了“廢兩改元”，以後的日本貨币被稱爲日元。這比中國早了70多年。
明治新政府成立當年，就立刻派伊藤博文到美國考察銀行體系，可見日本對金融問題的高度敏感，遠非大清帝國所能比拟。其實，伊藤博文也并不精通金融事務，他隻是在美國實地了解了一些當地銀行業的基本框架，根本來不及消化和吸收。他力主模仿美國的國家銀行體系在日本進行複制，結果是轟轟烈烈的國家銀行運動所創造出的153家銀行，到19世紀末全部改制爲普通商業銀行或私人銀行。
但就金本位而言，伊藤博文的确判斷力不俗。日本在不經¬意之間，站到了大英帝國的一邊，屬于站對了立場。不過由于日本當時黃金稀缺，白銀仍是主要流通貨币，真正實現金本位被推遲到1897年。當大清甲午戰敗的2.3億兩白銀賠款，從英格蘭銀行以英鎊的形式，付給了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的倫敦分行，在扣除53%的英國戰争借款和軍火購買之後，剩餘的錢分别購買了英國國債和陸續換成黃金，分批運回日本，成爲金本位建立的家底。
井上馨要推行财政金融新政，手上又沒錢，自然要和日本最大的金主三井家族打交道，雙方關系很快打得火熱。由于三井爲新政府的建立立下了汗馬功勞，論功行賞也要大大褒獎，更何況以後要求三井的地方多了，于是井上馨将經¬理國庫的肥差交給了三井。不過爲了以示公平，三井還要與另外兩家老錢莊分享這塊大蛋糕。
1871年，日本國家造币廠開始鑄新币時，三井馬上又得到了政府特許代理人的美差，負責将全國流通的所有舊币回收，然後推廣新貨币。
井上馨畢竟留過洋見過世面，他強烈建議三井家族将傳統落伍的錢莊票号，轉變爲歐美現代銀行。當三井反應過來銀行可以發行自己的鈔票時，立刻明白了中間的巨大利益。以75%的儲備金來發行鈔票，多發的部分不就是空手套白狼嗎？三井終于悟出了銀行信用貨币可以放大的秘密。這樣的好事豈能放過，三井立刻向政府申請150萬～200萬日元鈔票的發行權，而且要具備國家法币的效力。三井夢想着成爲“日本的英格蘭銀行”！
1871年7月，三井遞上開辦銀行的牌照申請。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個銀行牌照申請。8月，财政部的批文就下來了，其中還包括井上馨提交内閣批準的時間，效率奇高。更妙的是，政府在美國已經¬印好的鈔票将立刻轉交三井，由三井直接發行，連印刷都省了。
三井正在狂喜之中，不好的消息卻傳來了。由于伊藤博文的建議，政府突然改變了主意，要學美國建立國家銀行體系。所謂國家銀行并非官辦銀行，而是具有發鈔權力的股份制銀行。但是，三井偏好家族能完全控制的私人銀行體制，對和别人合作沒有太大興趣。井上馨爲了補償三井，将680萬日元的财政券和250萬殖民券的發行生意，交由三井來做。這兩種政府券都是号稱可兌換金币的鈔票，但由于日本根本沒有這麽多的黃金而無法兌現。三井雖然也賺了不少，但仍然對能夠發鈔票的銀行這一巨大的誘惑朝思暮想。【8】
在井上馨反複做工作的情況下，三井不情願地同意與兩家老錢莊合資，建立了第一國立銀行，主要負責經¬理國庫。這可是筆巨大的買賣，所有國家财政收入都要經¬過它的手，相當于得到了一筆天文數字的資金沉澱，放貸也好，投資也罷，三井的資金實力變得超級雄厚。美中不足的是，這麽大的好處居然要和别人分享。
消滅對手的機會終于來到了。
日本财政部“突然”意識到，國家的錢都存放在股份制的第一國立銀行不一定靠譜，準備搞一次突擊檢查，看看這三家主要股東是不是有足夠的資本。由于井上馨的通風報信，三井提前做好了資金準備，而另外兩家則立刻露出了馬腳。由于無法拿出足夠的現金，被政府強制關了門。
在井上馨的幫助下，三井終于獨霸了第一國立銀行的國庫經¬理大權。
難怪在日本政壇上，井上馨的外号就是“三井的大掌櫃”。
日本控制了金融高邊疆
以長州、薩摩、肥前、土佐四藩爲核心的“明治寡頭”勢力集團，把持了明治政府的大權。明治天皇雖然待遇比德川幕府時有了明顯提高，但仍然是有名無實的“周天子”。明治寡頭們把天皇捧成了神，高高地供在那裏，但實權卻牢牢抓在自己手上。他們雖然推•¬了德川幕府，但全國仍然存在着300多個小諸侯，如果不加以徹底鏟除，保不準哪天又會冒出個德川家族。同時，要想和西方列強平起平坐，封建割據無疑嚴重阻°¬了日本近代化的進程。
但是，如何削藩呢？曆史上由此引發的戰亂數不勝數。
明治寡頭們最終商量出“廢藩置縣”的辦法，有點像宋太祖當年“杯¬酒釋兵權”的思路。由中央政府出錢，把藩王諸侯們和他們的屬下，以及龐大的武士階層全部養起來。諸侯們一算賬，非常合算。以前，他們每年的名義收入爲10萬石大米，約合6.4萬英鎊，廢藩置縣之後，政府每年給他們5萬石的俸祿。這是相當優厚的待遇了，要知道諸侯們的收入并不穩定，糧食收成聽天由命，再發生戰争暴動，還要出錢出人鎮壓，說不定還賠錢呢。同時，他們還不用再負擔那些失去土地的武士階層的生計，由國家将這些人供養起來，自己樂得一身輕。所以，工作推進得十分順利。一位英國記者不由感歎，歐洲花了幾百年才廢除的封建領主制度，日本隻用了3個月就完成了。
其實情況遠非這麽樂觀，藩鎮是廢除了，德川幕府式的隐患也徹底消滅了，但代價是國家背上了一個養活200萬類似“八旗子弟”的藩主階層的巨大财政負擔。諸侯和武士們的俸祿支出幾乎占了中央财政的近1/3，而高達7800萬兩的巨大藩債，大大加劇了明治新政府的财政危機。
明治寡頭們剛上台時，内亂外患都需要錢來搞定，新政府又沒錢，财政稅收也不是一時半刻能奏效的，所以隻有通過印鈔票來應急。這一點與美國各殖民地反叛大英帝國時，狂印殖民地紙币如出一轍。
從1868年開始，新政府執政的頭兩年裏，政府共發行了4800萬日元的紙币，其中一半以上是維持政府運轉，1270萬日元借給了支持新政府的諸侯們，剩下的近1000萬日元用于發展工業和商業，也包括銀行業。從第三年起，又增加了三種紙币，一種是内務部發行的價值750萬的輔币來支持政府券，第二種是财政部發的680萬日元的财政部券，用以填補财政赤字，第三種是用于安置下崗武士階層并幫助他們去北海道再就業的250萬日元“下崗安置券”。【9】如此規模地狂印貨币，加上假币泛濫，日本社會進入了惡性通貨膨脹狀态，政府紙币信用急劇下降，政權岌岌可危。
新政府缺錢，狂印貨币隻是應急之道，長遠之計是必須增加财政收入。于是新政府開始了地租貨币化的改革。當時日本的各類稅務都是實物繳納，農民還要承擔徭役。這正是中國300年前，明朝内閣首輔張居正的“一條鞭法”早已解決的問題。地租改革的成功大大增加了政府的穩定收入。
當經¬濟逐步穩定下來後，諸侯武士們的俸祿又成了明治寡頭們非常鬧心的事。大佬們反複磋商，最後想出一招名叫“金祿公債”的法子。政府與其每年拿出巨額現金給諸侯武士們發俸祿，不如一次性将他們未來的俸祿買斷，如同“買斷工齡”一樣，但并不是付現金，而是支付金祿公債。俸祿高的，一次性支付6～7年的總收入，利息爲5%；俸祿低的，一次性支付10～12年的總收入，利息更高些。未來政府每年隻是支付利息，财政負擔大幅減輕。公債的本金自發授後第6年開始抽簽償還，30年内償清。這一手，遠比清朝雍正帝搞财政改革時，逼着八旗子弟們去京郊耕地要高明得多，日本明治時代的财政金融管理水平着實讓人吃驚。
這樣，大筆資金可以騰出來去發展實業，用實業的投資回報來支付金祿公債的本息。從此，這200萬人就被政府徹底推向了市場。
1876年8月，政府開始發行金祿公債，其總額高達1.74億日元。要知道，當時日本貨币流通總量才1.12億日元！同時，政府修改了國家銀行法，允許金祿公債作爲銀行資本金入股。一夜暴富起來的諸侯們，立刻将手中一次性得到的幾百萬債券拿去入股銀行。可見，當年日本諸侯們的金融智商也相當了得，他們早已懂得入股商業銀行會獲取什麽樣的利益。著名的第十五國立銀行的股東幾乎全是這些暴發戶，他們成功地将俸祿收入轉化爲了金融資本，又将這些資本投入最興旺的工業項目，從而獲得了巨大回報，成爲未來的新貴族。金祿公債發行後的三年内，日本國立銀行數量暴漲到153家。而中下層武士除了打架别無所長，他們在商場上根本鬥不過商人，結果金祿公債被大量Ƭ走。“下海”的武士中，除了少數人取得了成功，絕大部分淪入貧苦階層。
随着這些國家重大政策的推進，金融業務量越來越大，三井加速了申請銀行牌照的進度。盡管先前被政府拒絕，但三井并未放棄。當井上馨1876年再次回到财政部時，三井的銀行牌照申請立刻被批準了。但加上了一條，必須承擔無限責任。1876年7月1日，三井銀行正式成立，這是日本曆史上第一家私人銀行。三井發鈔票的夢想終于實現了。
三井銀行脫胎于傳統的錢莊票号生意模式，其下屬31家分支機構原¬屬于三井的服裝連鎖店，現在正式脫離原¬來的生意，專門從事金融業務，三井銀行立刻擁有了一張遍布日本的最大金融網絡。老主顧們紛紛成爲三井銀行的客戶。開業當年的存款總量就高達1137萬日元，還有228萬美元存款。政府的廢藩置縣、地租貨币化和金祿公債大大增加了财政收入，而中央财政收入的一半都存進了三井銀行。【10】
如此一來，三井銀行相當于獲得了明治政府巨大的無利息、無抵押的資金沉澱。以這樣雄厚的财力，三井開始大舉投資實業，在鐵路、紡織、制紙、海運、煤礦等行業，形成了一個以金融爲核心，以各類實業爲骨幹，相互依存，相互借力的超級财閥。
1882年，在松方正義、井上馨等人的策劃下，日本曆史上第一個中央銀行——日本銀行正式成立。這是一家股份制公司，政府與私人金融家各自持有相應的股權，三井家族作爲主要發起股東，派出代表進入中央銀行董¬事會參與決策。【11】盡管代表各方利益的财閥稀釋了一些三井的權力，但在日本金融業，尚無人能與三井處于同等級别。
随後，日本銀行作爲日本唯一的法定發鈔銀行，逐漸收回了153家國立銀行的發鈔權，完全控制了日本金融的戰略制高點。
日本銀行另外一個重大功能，就是直接向本國優先發展的工業大量融資。日本銀行開設特殊的貼現窗口，對重點企業的股票和債券進行抵押融資，這是其他國家所不能想象的，這相當于直接将企業的債務和股票貨币化，由全社會共同分攤重點企業的發展費用。這一點也爲日本工業的騰飛創造了極其重要的條件。
在日本銀行的調動下，全國的金融資源被有效地整合起來，整個銀行系統全力擴張信貸，大規模的資金源源不斷地注入工業體系。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從明治維新開始，直到中日甲午戰争之前，日本沒有進行大規模外債融資的原¬因是，日本目睹了中國和其他國家在外債的壓迫下，日益殖民化的危險趨勢。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資金來源于本國的金融資源整合與調動，更重要的是，銀行系統的信用創造。
在日本銀行的監護下，日本的金融體系獲得了空前發展。至1901年，日本各類金融機構的數量已高達數千家，僅商業銀行就有1867家，金融網絡遍及日本城市與鄉村。在之後的10年中，銀行體系對工商業的信貸規模•¬了3倍，總存款規模•¬了4倍，日本的鐵路、航運、礦山、紡織、軍工、機械制造、農業、貿易等行業，在巨額資金的刺激下，如火箭一般迅猛蹿升。
明治維新爲什麽沒有向外國“招商引資”
日本在明治維新的初期，居然能想出将金祿公債作爲銀行的核心資本金，說明日本對現代金融本質的深刻理解，在那個時代已經¬遠遠超過了大清帝國。請注意，日本明治時期的工業化，并未大量引入外國資本和外債，因爲日本已經¬徹底發現了銀行信用的秘密。在現代銀行與信用貨币機制下，法定貨币永遠不會稀缺，貨币能夠被自己的銀行系統創造出來。如果是這樣，根本就不需要外國資本進入日本的銀行體系。日本需要國際硬通貨的唯一目的，就是引進外國的技術設備和日本沒有的資源！
所以日本的明治維新，從來不搞“招商引資”。日本隻需要外國的技術、機器設備和原¬材料，管理的活兒日本自己練得比外國更高明。硬通貨可以由日本的生絲、茶葉和瓷器出口而獲得。外國資金？對不起，不需要！因爲日本自己可以創造貨币！外國洋行可以參與國際貿易，幫助日本産品打開世界市場和購買日本需要的東西。國内貿易則由日本自己的商号共同分享。
對西方的技術消化乃是日本的絕活兒。把各種東西精雕細琢，做到極緻，在螺蛳殼裏做道場是日本的絕技。當俄國艦隊到達日本時，好奇的日本人上船參觀，俄國人給日本人展示了一個蒸汽火車的玩具模型。當日本人第一次看到冒着煙的小火車在軌道上跑起來時，當場被全部雷倒。一夥兒人從此茶飯不思，仔細研究火車能動起來的原¬因。很快，日本人也搞出了小火車模型，而且不久就比俄國人做得更加精緻。
現代銀行的部分準備金制，乃是一個高倍杠杆的金融制度。一塊錢的準備金能夠創造10塊錢的放大效應。日本在1882年之前，整個銀行體系甚至用了近20倍的杠杆來大規模創造貨币。如此規模的貨币創造極大地刺激了日本工商業的躍進，不過這也埋下了通貨膨脹的隐患。
日本開始大規模舉借外債，發生在甲午戰争與日俄戰争時期，當時日本國内金融早已完成大一統，工業近代化也基本成形，外債不會破壞日本政治與經¬濟的自主性。而戰争外債相當于風險投資，日本在甲午戰争和日俄戰争兩次大戰中，都獲得了巨大利益，無非是與列強分利潤罷了。
在日本本國金融實力迅速擴張時，原¬來居于支配地位的外國銀行的影響力卻在大幅減弱。1863～1868年，最早登陸日本的六大外國銀行共有資本金2億兩，實力遠遠超過當時日本銀行體系的總和。直到1897年，日本銀行體系的全部資本金才1.33億日元，可見外國銀行實力之強大。
明治維新之後，盡管外國銀行的實力超級雄厚，但在日本開拓市場始終舉步維艱。到20世紀初，最早在日本開業的六大外國銀行，除了彙豐之外，已經¬全部倒閉或退出了日本。彙豐利用在中國進行的鴉片貿易所獲的巨大利潤，在日本尚有一席之地，但也已經¬被擠壓到了外貿和國際彙兌等狹小的領域，非但無力染指日本的貨币發行大權，連進入日本市場的普通業務都寸步難行。
除了三井、三菱和住友三大競争對手兇悍地競争和圍堵之外，日本缺少洋買辦階層生存和發展的基本土壤也是重要原¬因。缺少本地人的大力配合，外國銀行的業務，想在日本市場上開拓是不可想象的。三菱家族就曾公開向所有員工發誓，必将外國輪船公司從日本的航運市場中趕盡殺絕。在政府和金融兩大勢力集團的幫助下，三菱實現了自己的誓言。
以長州、薩摩藩武士貴族爲核心所組建的日本明治政府，與清政府政客和文人控制的政權，在對待西方列強上的心态是完全不同的，在金融領域更是如此。财政部是明治政府的核心權力之所在，衆多财政金融官員都是長州和薩摩藩的武士世家出身，這些人将金融視作武士搏殺的角鬥場。外國銀行要想控制日本的金融，首先要過的難關就是這幫金融武士們。
當日本完全控制了本國的金融體系，也就牢牢地掌握住了國家的命運。盡管在劇烈的工業化過程中，金融的混亂曾造成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緊縮，但就整體而言，日本僅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就從一個瀕臨殖民地險境的落後國家，一躍成爲一個現代工業強國，其金融高邊疆的穩固立下了頭功！
緊接着，日本開始對彙豐銀行仍占優勢的國際貿易和彙兌業務展開猛烈進攻。
日元信用保衛戰
日本财政部長大隈重信建立橫濱正金銀行是爲了挽救快速貶值的紙币信用。在他的“貨币量化寬松”政策之下，信貸擴張迅猛，經¬濟發展過熱，結果導緻紙币對銀币的大幅貶值。貨币信用嚴重受損，通貨膨脹難以控制，經¬濟一片混亂。萬般無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向外國舉債5000萬日元，用外國的銀币來回收過多發行的紙币。結果，他的提案被暴風驟雨般的罵聲所淹沒。
明治寡頭們很多都到過國外，也包括中國、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國家，親眼目睹了外國債務是如何将這些國家逐步控制，最終使其淪落爲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寡頭們指出，搞明治維新，不就是爲了避免成爲西方列強的殖民地嗎？在工業化基礎尚未完成，還債能力不足的情況下，向外國舉債隻能抵押關稅和政府其他收入，從而喪失财政稅收主權，這不就重蹈中國的覆轍了嗎？
無奈之下，大隈重信提出建立一家純粹的“金銀金屬銀行”，地方定在橫濱這個日本的商業中心。因爲是純粹真金白銀的業務，故而叫橫濱正金銀行。它不能發行鈔票，其主要目的是将被“劣币”(紙币)驅除的“良币”(金銀)，從被儲藏的狀态下激活，重新回到社會上流通。可是，紙币貶值仍在加速，到1880年，紙币貶值到銀币的45%，日本的金銀币仿佛一夜之間從各個角落一起消失了。“正金”銀行因爲找不到“正經¬”的金銀币而陷入癱瘓。紙币貶值斷送了大隈重信的财政牛人地位。【12】
接下這個爛攤子的就是力主通縮的松方正義，他早就對大隈重信的“貨币量化寬松”政策極其不滿。松方正義上任的頭等大事就是重建日元紙币信用。這意味着政府必須用真金白銀，去換回老百姓手中過量發行的紙币，有多少換多少，直到老百姓完全相信政府庫存的金銀“大大的多”，而不再要求兌換爲止。當時日本全國的貨币流通總量是1.53億日元，而金銀準備金隻有870萬日元，僅占貨币流動總量的5.7%。這可是一場信心的大血拼，僅有信心還不行，首先要有真金白銀。
松方正義早已成竹在胸，他與橫濱正金銀行反複讨論出一個方案，既可以解銀行經¬營上的困局，也能一舉扭轉紙币貶值的困境，更能在對外貿易領域重新奪回被外國洋行把持的定價權。
松方正義下令财政部，立刻爲橫濱正金銀行準備300萬日元的資金用于外彙交易。這筆錢将用來支持日本的出口貿易，用出口創彙來解決國内金銀不足的問題。松方正義的思路與大隈重信截然相反，既然國内金銀不足而紙币嚴重超發，隻從國内找金銀不能解決問題，應該到全世界去找金銀，用外面流入的金銀來穩定紙币。
此時的日本對外貿易結構與中國比較類似，主要出口商品是生絲和茶葉。其中，生絲業一直是日本最爲重要的傳統産業和出口行業，在日本出口中的比重高達30%左右。由于外國洋行在外國銀行的扶持下，完全壟斷了商品定價權，日本生絲和茶葉經¬常以跳樓大甩賣的價格，被迫賣給洋行。日本财政部對此早就怒¬火中燒，但一直沒有什麽有效的辦法。
橫濱正金銀行在松方正義的授意下開始悄悄行動的時候，正好是胡雪岩在上海開始囤積生絲，準備和洋行叫闆的當口。但最終的命運卻截然相反。
日本的生絲和茶葉商人也缺錢，外國洋行支付的是商業彙票，要等6個月才能到期，然後才能到外國銀行取款。如果急需資金周轉，就必須拿到外國銀行進行貼現，但貼現率可能高達20%，等于損失了20%的貿易利潤！如果不願損失，就隻有等待。但是，絲茶都是不能等的商品，時間長了會變質。因此，資金短缺導緻收購絲茶的速度緩慢，而絲農茶農等不起，就隻有賤價出售。洋行則大獲暴利。
橫濱正金銀行的出現立刻打破了洋行對貿易的定價權。當洋行和商人們談好合約，開出商業彙票時，正金銀行立刻介入，它向商人們馬上支付日元現鈔買入彙票，折扣十分優惠。而這些日元現鈔，正是松方正義授權财政部以極低的利息借給正金銀行的專項資金。這樣，商人們無需再等待商業彙票漫長的到期時間，也不用拿彙票去外國銀行做十分吃虧的貼現。現在，由正金銀行持有彙票到期，承擔全部風險。彙票到期後，外國商人的付款都将以金銀币的形式直接流入财政部在正金銀行的賬戶。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良性循¬環，正金銀行從财政部廉價借出日元紙币，再用紙币打折收購日本出口商手中的外國彙票，持有彙票到期後，外國金銀币付款到正金銀行，再由正金銀行流入财政部，正金銀行從政府借錢與給外國彙票打折的息差中獲取利潤。此時，财政部獲得了大量金銀币用來回收日元紙币，重建日元信用。日本出口商立刻将獲得的資金，再去收購絲茶，加快了資金周轉的速度，收購量大增，絲農茶農獲益。商人在與洋行談判時赢得了更多議價權。同時，橫濱正金銀行業務有了空前的擴張，開始将分支機構開設到海外各大金融中心。【13】
橫濱正金銀行的金融創新獲得了空前的成功。正是正金銀行的橫空出世和巨大成功，一舉扭轉了日本瀕臨崩潰的貨币體系，鞏固了明治維新前期的主要經¬濟成果，使得日本夯實了貨币擴張所形成的金融泡沫¬。
當日本銀行建立後，正金銀行與日本銀行展開密切合作。日本銀行向正金銀行提供2%的超低息貸款，爲正金銀行殺向全球市場提供了強力支持。反過來，正金銀行爲日本銀行源源不斷地提供着金銀币儲備，幫助日本銀行建立牢不可破的貨币信用。1881～1885年，日元紙币背後的金銀儲備，從可憐的870萬日元暴漲到4230萬日元，占貨币流通總量的37%。【14】到1890年前後，日本的紙币終于恢複到與銀币相同的價格水平，日元的信用保衛戰勝利結束。
西方列強大吃一驚，如此猛烈的通貨膨脹竟然能夠被徹底制服，如此過量發行的紙币居然能完全不貶值地恢複信用。這表明日本對金融的駕馭能力，在短短20年的時間裏，獲得了飛躍式提高。從一個對現代銀行爲何物都全然不知的國家，變成了一個準備向全球進行金融網絡布局的世界級玩家。
從胡雪岩挑戰洋行生絲定價權的失敗和日本絲茶商人大幅提高定價能力的過程中可以看到，日本官員如松方正義，千方百計地幫助出口商奪回定價權，而大清官僚似李鴻章，則處心積慮和落井下石地整垮胡雪岩；日本有三井、三菱這樣具有強烈民族意識的金融巨頭，而大清則盛産像洞庭席家這樣挾洋自重的金融洋買辦；橫濱正金銀行是日本進軍世界的金融尖刀，而上海金融市場則是彙豐控制中國的殖民利器。
在喪失金融高邊疆的中國，洋務運動也好，戊戌變法也罷，甚至推•¬清朝統治，都不可能真正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和富國強兵之夢。
明治維新VS洋務運動
有些買辦憑藉外國侵略勢力與洋務派官僚建立了聯系，參加洋務派的政治活動和經¬濟活動，買辦階級在政治上越來越有影響，經¬濟上有雄厚的實力，形成一種重要的反動社會力量。李鴻章爲首的洋務派大官僚集團，日益明顯地成爲買辦勢力在政治上的代表。
——郭沫¬若
在狂ì¬突進的明治維新橫掃日本全國的同時，中國也在轟轟烈烈地推進洋務運動。中國與日本出于幾乎同樣的動機、處于幾乎一樣的地位、面臨幾乎類似的問題，而最終結果卻有天壤之别，明治維新完全成功，而洋務運動則徹底失敗。
是日本的初始條件優于中國嗎？中國雖然在兩次鴉片戰争中敗給了英法，割地賠款，但總體損失并未嚴重動搖國本。1851～1864年的太平天國運動，雖然使得大清帝國元氣大傷，但明治1868年的王政複古伊始，更是王權不穩，300多藩鎮割據未除，中央财政收入幾乎爲零，貨币體系混亂，兩者并無根本性差距。
是日本的制度更先進嗎？日本明治維新最終形成的是以長州、薩摩、肥前與土佐四藩爲核心的明治寡頭政治與三井、三菱、住友三大财閥利益相互鎖定的官僚财閥資産階級專政形态，其政治代表人物就是“明治三傑”與“九元老”。而大清帝國則是以李鴻章爲核心的官僚與盛宣懷、席正甫爲代表的洋買辦勢力集團所形成的官僚買辦階級。二者最大的差别是，财閥與洋買辦的利益取向不同，财閥以國家爲自家，維護國家利益就是維護自身利益；買辦則是以自己的利益爲核心，挾洋自重，以外國勢力作爲在中國進行利益博弈的主要籌碼，必要時，不惜犧牲國家利益。
這樣的比較可以無限制地進行下去，但問題的關鍵是在金融！
鴉片貿易摧毀了清帝國本位貨币的穩定；中央銀行缺位造成了貨币的長期不統一；彙豐控制了中國的銀根；外國銀行滲透進中國的金融網絡；洋買辦壟斷着金融市場；信用創造的秘密未被中國深刻領悟，導緻現代銀行業開辦過晚；巨額賠款和大借洋債，緻使中國海關關稅、鹽稅、厘稅三大中央财政的主要收入被抵押給外國銀行，中國财政稅收主權喪失殆盡，政府财源枯竭，加深了對洋債的依賴。
中國金融高邊疆的徹底淪喪，使得中國政治喪失獨立，經¬濟發展資金匮乏，軍事國防積貧積弱，科技、教育、文化無米下炊，淪落爲任人宰割的半殖民地。
這一切，正是中國洋務運動與日本明治維新最本質的差别。
漢冶萍公司的命運就是這一比較的典型事例。
金融毒奶喝殘了漢冶萍公司
1894年，在湖北漢陽，一座集煉鋼、冶鐵、煤礦爲一體的大型鋼鐵聯合企業拔地而起。其高爐容積達到470立方，是當時整個東半球最強大、最先進的鋼鐵聯合公司。它的出現在國際上造成了巨大的轟動效應，國際輿論稱之爲“中國之雄廠”，視其爲中國睡獅初醒、與歐美争雄的标志。1894年5月，漢陽鐵廠試産成功，比日本八幡制鐵所(後來日本最大鋼鐵公司新日鐵的前身)早了兩年。到辛亥革命前夕，該公司員工7000多人，年産鋼近7萬噸、鐵礦50萬噸、煤60萬噸，占大清帝國全年鋼産量的90%以上，成爲洋務運動的樣闆工程。
漢冶萍公司全稱“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由漢陽鐵廠、大冶鐵礦和江¬西萍鄉煤礦三部分組成，是中國第一代新式鋼鐵聯合企業，完全具備問鼎世界鋼鐵托拉¬斯的潛力。如果漢冶萍公司能夠成功，那麽其帶動的上下遊産業鏈，将極大地拉¬動中國經¬濟結構的巨大飛躍，在鐵路、輪船、軍工、機械制造、冶金、礦山等一系列重工業領域，帶來一場真正的工業革命，由此将徹底改變中國20世紀前期的悲慘命運，甚至改變世界曆史的進程！
鋼鐵工業是一切工業的脊梁，缺乏鋼鐵工業的國家在現代國家的行列中是直不起腰來的。大清帝國的洋務派們也明白這個道理，湖廣總督張之洞就是力主開辦漢冶萍公司的主要人物。
可惜的是，在缺乏金融高邊疆有效保護的情況下，漢冶萍公司難逃悲慘的命運。
漢冶萍的降生從一開始就存在着隐患。1889年，兩廣總督張之洞向朝廷上折子準備籌辦煉鐵廠，其實他在半年前就派人前往英國訂購煉鐵設備，英國人詢問礦石和焦炭的性質以便決定采用哪一種煉鋼爐，張之洞拒絕回答：中國之大，什麽類型的礦石焦炭沒有，何必多此一問？英國人隻好按照英國酸性煉鋼的标準供應相應的鋼爐，結果湖北大冶礦含磷較高，漢冶萍鋼爐煉出的鋼含磷過高，不符合路軌鋼材的要求，造成産品大量積壓。“中體西用”理論的提出者張之洞，既沒守住“體”，也沒做到“用”。
什麽是西用？就是向西方學習如何在經¬濟領域實現崛起的具體辦法。這種學習必須要有踏踏實實和認認真真的态度，來不得半點虛假。而日本是如何做的呢？1895年，第九次帝國議會決議設立八幡制鐵所後，政府就責成商務大臣組織專人對鐵礦、生鐵、鋼材、焦炭、耐火材料以及生産費用、廠址的選定等問題展開調研，經¬過11次反複試驗和調查，最後才确定預算與計劃。
第二個隐患是工廠的選址有問題。漢陽鐵廠應該設在近煤礦或近鐵礦的地點，以減少運輸成本。但張之洞力排衆議，一定要把廠址設在漢陽大别山下，以便就近監督。漢陽距鐵礦基地大冶約120公裏，距萍鄉煤礦約500公裏。每噸生鐵爲此要多耗用不菲的運費。漢陽又是一個低窪地，爲了防洪，在建廠前填土9萬餘方，耗銀30萬兩，這樣就導緻了産品價格過高。
第三是燃料隐患。煉鋼需要耗用大量焦炭，籌建鐵廠時，張之洞心中有一個“中國之大，何患無煤”的朦胧概念。建廠以後，張之洞先後花了幾年時間派人沿長江¬中下遊探測煤礦，結果一無所得。由于燃料缺乏，漢陽鐵廠無法正常生産。1894年6月第一次開爐煉鋼，但由于焦炭供應不上，同年10月就閉爐停産了。不得已，隻能用高價購買開平煤，甚至日本、德國焦炭。當時生鐵市價每噸20兩，而開平煤的漢陽到岸價格每噸已達18兩，洋煤則更貴。漢陽鐵廠的煤焦成本幾乎爲當時外國鋼廠的3倍，煉出來的生鐵和鋼，在市場上沒有競争能力。開爐煉鋼要虧本，閉爐不煉，每月固定開支也要8萬兩，同樣要虧本。真是進退維谷，走投無路。【15】
到1896年，漢冶萍共消耗白銀568萬兩，張之洞再也撐不住了。他不得不求盛宣懷來收拾殘局了。
當時中國能夠有實力吃下漢冶萍的，恐怕就隻有掌控着大清帝國輪船、電報、礦務和紡織四大洋務企業部門的盛宣懷了。作爲洋買辦的代表人物，盛宣懷的能力是不容置疑的，辦企業也很有一套。對漢陽鐵廠觊觎已久的盛宣懷，在接到張之洞的力邀之後，提出了反報價，要接收漢陽鐵廠就必須兼辦鐵路，因爲掌握了鐵路就掌握了鋼材的銷售市場。張之洞被迫同意。而鐵路融資必然通過外國銀行借債，盛宣懷在其中将大有好處。
1896年5月24日，盛宣懷到任。
漢陽鐵廠面臨最急迫的困難是焦炭，沒有燃料就無法生産。爲此，必須對萍鄉煤礦實行新法開采，同時還要修築鐵路把煤運出來，這需要白銀500萬兩，改造适應大冶鐵礦的高爐，建立軋鋼、鋼軌、鋼闆廠等，又用了白銀300萬兩。直到1909年，漢冶萍才真正拿出了合格的鋼材，這是中國人真正意義上的“煉出的第一爐鋼”。 此時正趕上中國大規模興建鐵路的寶貴時機，大量的鋼軌和鐵路器材訂單如雪片一般飛來。粵漢、京漢等鐵路的鋼軌都用上了“漢陽造”。當年漢冶萍就實現了盈利。到1912年，漢冶萍的資産有940萬兩白銀，但負債高達2400萬兩。
顯然，漢冶萍需要再融資。就在此時，緻命的問題出現了。
盛宣懷在國内局勢已經¬穩定下來的1913年，由三井洋行牽頭，向日本橫濱正金銀行大舉借債1500萬日元。與先前的日元借款一樣，條件非常苛刻，而且變本加厲。提出了貸款時間延長，隻準以原¬料償還貸款，以礦山爲抵押品，以極低的價格向日本提供礦石和生鐵并長期鎖定，以及未來貸款隻能由日本提供等無理條件。
日本是一個鐵礦資源非常貧乏的國家，随着本國鋼鐵工業的發展，對礦石和生鐵的需求日益增加。八幡制鐵所創立初期的全部礦石、生鐵供應幾乎都取自漢陽鐵廠和大冶鐵礦。日本的戰略目标非常清晰，将漢冶萍作爲日本鋼鐵的原¬材料供應基地，保證八幡制鐵所生産高附加值的鋼材。于是直到20世紀30年代，漢冶萍礦石産量的56.40%、生鐵産量的54.87%都輸往日本。漢冶萍生鐵與礦石的供應對日本的軍事鋼鐵工業起了巨大的作用。在日俄戰争時，日本的軍艦和武器所需的煉鋼原¬料，大多來自漢冶萍。【16】同樣，日本發動的侵華戰争中，又有多少屠殺中國人的槍炮彈藥，是出自中國自己的鐵礦和生鐵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國際鋼鐵價格暴漲數倍。由于對日借款将生鐵和礦石價格鎖定，導緻漢冶萍無法根據市場價格調整，戰争期間，售給日本的生鐵和礦石相當于給日本無償貢獻了1.15億銀元！足夠償還幾遍日本的貸款！盡管如此，戰争期間，漢冶萍仍然盈利了2400萬兩白銀。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鋼鐵價格暴跌，漢冶萍重現虧損。
1915年，日本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中，專門提出漢冶萍問題：“俟将來機會相當，将漢冶萍公司作爲兩國合辦事業，未經¬日本政府之同意，所有該公司一切權力産業，中國政府不得自行處分，亦不得使該公司任意處分。所有屬于漢冶萍公司各礦之附近礦山，如未經¬該公司同意，一概不準該公司以外之人開采。”
既然日本貸款的目的如此險惡，難道精明的盛宣懷不明白嗎？他當然明白，但他卻幫日本方面積極想辦法、出主意。他的出發點是如何保護自己龐大的家業不被革命黨人查³¬，爲此不惜引狼入室，挾洋自重。
1913年，袁世凱¬曾想過将漢冶萍收歸國有，盛宣懷堅決反對，他迫不及待地密電日方，希望盡快将漢冶萍交到日方手中，“能否出于迅速，以免夜長夢多”，“鄙見總以秘密速辦爲第一要義”。【17】日本很“關心”盛宣懷的健康情況，估計他“肺病咯血，今後隻能活五後”，恐怕五年以後，“别以取代，關系突然變化，購買鐵礦石的事就要落空”。所以力争在盛宣懷還有一口氣的時候，把貸款一筆一筆敲定。出于私利的盛宣懷也就一步一步地投進日本人的圈套，使漢冶萍陷于日債而不能自拔，最後完全被日本人所控制，直到抗日戰争結束才被國民政府收回。
事實表明，一個由官僚買辦階層主導的洋務運動，要取得成功是難以想象的。正如毛澤東所論述的：“在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完全是國際資本主義的附庸，其生存和發展是附庸于帝國主義的。”
鋼鐵企業需要大規模融資，在喪失金融主權的情況下，隻能大舉外債，最後落入别人的掌中。如果漢冶萍在日本的話，它的債券和股票可以直接向中央銀行的特别貼現窗口進行融資，也可以由财閥銀行提供貸款，政府還會用關稅的辦法，擋住外國鋼鐵的競争，如此重要的核心企業，政府無論如何都會全力支持。而在中國呢？大清帝國的中央銀行，即1905年成立的大清銀行，沒有意願，更沒有能力幫助漢冶萍。當時中國的貨币尚未統一，大清銀行發行的紙币不可能有公信力。商業銀行體系處于初創期，資本積累遠非雄厚。上海的股票市場更是投機者的天下，沒人會對如此規模的超級重盤股感興趣。錢莊規模太小難以成事，票号不思進取故步自封。在惡劣的金融生态環境中，漢冶萍是難以存活的。
工業是創造社會财富最重要的核心部門，大規模的銀行信用擴張，如果不與最能産生巨大效益的工業相結合，遲早必會爆發通貨膨脹。日本的經¬驗與中國的教訓再次說明，金融是國家的核心命脈，失去金融主權，就不可能保住國家主權和經¬濟命脈的控制權！
明治維新的成功使得日本國力猛增，更重要的是，極大地刺激了日本擴張的沖動。而中國的洋務運動貌似熱熱鬧鬧，卻完全經¬不起戰争的考驗。當中國和日本迎¬頭相撞時，洋務運動的“西洋鏡”立時碎成了曆史的沉渣。
甲午戰争，給中國和日本都留下了永遠不可磨滅的曆史印迹。中國不再是從前心氣高傲的天朝上國，而是迅速淪爲列強的待宰羔羊；日本也不再是過去安心孤島的藩鎮小國，勝利的狂歡與征服的欲望使日本滋生了掌控世界霸權的野心。
命運的裂變
甲午戰争中國的失敗對世界而言是個意外，對中國而言則實屬必然。問題并非出在國力懸殊，而是洋務買辦派的消極戰略。
當時，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與日本相比還占有優勢。從經¬濟上看，日本明治維新雖然見效很大，但重工業還比較薄弱，輕工業中也隻有紡織業比較發達。鋼鐵、煤、銅¬、煤油、機器制造的産量都比中國低得多。當時日本共有工業資本7000萬日元，銀行資本9000萬日元，進出口額2.6億日元，财政收入8000萬日元，這些指标除了進口量與中國相當外，其他都不如中國。從軍事上看，日本從明治維新起，出于一個島國的本能，竭盡全國之力提升軍事實力，到戰前，擁有軍艦55艘，排水量6.1萬噸，與中國北洋艦隊相當。日本常備陸軍22萬人，總兵力不到中國的一半，武器裝備也相差不大。很顯然，中日軍事力量對比，中國還略占優勢。
俗話說，“兵熊熊一個，将熊熊一窩”。洋務派北洋大臣李鴻章領導下的“勁旅”如果能打勝仗倒是個奇迹。
李鴻章誇耀的号稱“世界第八艦隊”的北洋水師，排名還在美國、日本之前，甲午戰争中，卻連一艘日艦都未擊沉，自己還落得個全軍覆沒的下場。陸軍就更可笑了，幾十次戰役無一勝利，其餘可用“望風而逃”四字概括。牙山之役，葉志超不但倉皇逃竄，還謊報戰功，後來在朝鮮平壤再度上演勝利大逃亡的絕技，狂奔500裏逃回鴨綠江¬，如果葉志超參加世界馬拉¬松比賽，定是金牌的不二人選。鴨綠江¬防線，李鴻章安排了4萬“勁旅”，兵力多于日軍，但不到3天就全線潰敗。日軍進攻義州，隻放了一排槍，“勁旅”便棄城逃跑。日軍攻大連，主帥趙懷業高舉降旗絕塵而去，恐怕也破了吉尼斯世界紀錄。此人倒是有心人，家裏的金銀細軟早已提前裝船運走，但大炮130多門，炮彈、子彈240萬發，全部被日軍繳獲。日軍又攻旅順，“勁旅”以7萬以逸待勞之軍，對付2萬勞師遠征的日軍，主帥龔照瑪連日軍的影子都未見到，就連夜乘船潛逃威海，結果群龍無首，軍心瓦解，大清帝國花費數千萬兩白銀打造的旅順要塞轉瞬就被攻克。其狀之慘，用李鴻章幕僚的話說就是“倭人常謂中國如死豬卧地，任人宰割，實是現在景象”。
李鴻章打仗不行，談判卻是強項。結果就是，朝鮮進入日本勢力範圍，割讓台灣、澎湖列島和遼東半島，外帶2億兩白銀賠款的《馬關條約》。其後，經¬過各懷鬼胎的列強的調解，日本同意歸還遼東半島，但賠款增加了3000萬兩白銀。
當時戰敗的大清帝國哪有銀子還債？國際銀行家等的就是這筆外債大單。各國金融秃鹫蜂擁而上，大清帝國立刻被啄得奄奄一息。
清政府借款2億兩白銀，舉借這樣大數目的外債是前所未有的。甲午戰争前，清政府也曾借過外債，但數目都不算大，支付本息并不十分困難，戰前基本都已還清。《馬關條約》的巨額賠款所需舉借的外債，将大清的财政收入幾乎全部抵押出去，外國壟斷資本開始控制了清政府的财政。清政府入不敷出的情況越來越嚴重。正是爲這些貸款作抵押，清政府被迫讓德國租了膠州灣，俄國拿走了旅順大連港(3.94,0.04,1.03%)，英國霸占了威海衛，法國借了廣州灣。貸款條件是，不得提前還款，也不得加速還款，貸款擔保是清政府幾乎全部的關稅、鹽稅和厘稅。簡單地說，這筆外債就是拿整個大清國的稅收作抵押。甲午戰敗，使得大清帝國徹底破産。
日本突然獲得了如此驚人的财富，侵略欲望大漲，開始盯上了俄國。
用大英帝國的眼光看日俄戰争中日本的勝利，其實是符合他們在全球的戰略布局的，“我們傑出的、精神抖擻的、東方小小的被保護者日本人，決心爲我們打敗俄國人”。而日本血拼出的是15億日元的外國債務和龐大的戰争消耗，近4倍于甲午戰争所得！此時的日本已經¬瘋狂了，不出去掠奪，就無法償還如此之高的債務。無論是甲午戰争，還是日俄戰争，除了流血的輸赢雙方之外，更有狂吃外債承銷大蛋糕的國際銀行家在幕後偷笑。
李鴻章還爲國際銀行家準備了另外一塊更大的蛋糕，這就是中國的鐵路網融資。大清帝國可能沒有想到，正是鐵路風潮葬送了自己的統治。
鐵路當然是個好東西，關鍵是ˬ來控制。
用明治寡頭的話說就是，他們親眼看到在印度，大英帝國的鐵路修到哪裏，哪裏就淪爲悲慘的殖民地。大清帝國早已奄奄一息，根本不可能拿出銀子來修建全國的鐵路網，而國際銀行家已經¬急不可耐了。
第一筆鐵路貸款歸于彙豐和怡和洋行，這是天津到奉天和牛莊的線路，擔保就是北京到山海關一線的全部鐵路資産。換句話說，如果貸款還不上，英國可要租用北京了。所有鐵軌、車皮、火車頭等業務都歸了怡和。做鴉片勾當起家的怡和，終于進行了産業升級，居然做起了體面的買賣。
第二筆鐵路生意是上海到南京的滬甯線。長江¬流域本是英國人的勢力範圍，但是俄國人不滿英國山海關的鐵路威脅到他們的碼頭，跳出來攪場子。結果是俄國掃興而去。如此一來，彙豐和怡和在滬甯線這一中國最富庶的地區壟斷了鐵路運輸，他們可以任意制定費率而不必擔心競争，因爲貸款條件中禁止在同一地區再修鐵路。
日俄戰争之後，日本接管了南滿鐵路系統，但無錢維護修理，日本實在欠了太多的錢。橫濱正金銀行隻能求助于彙豐，正金銀行可以獨步日本，但在國際金融市場還是小弟。
一條條鐵路被抵押給了外國銀行，仿佛一根根鎖鏈牢牢地綁在大清帝國的身上。
終于，這個曾經¬輝煌的巨人，腐朽堕落的軀體上面滿是西方的金融秃鹫，它們有時相互厮打，更多的時候卻是猛啄已經¬枯幹的屍肉，它們滿足後那冷峻警惕的目光，四處查看潛在的威脅。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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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四一二”政變：蔣介石的“投名狀”
本章導讀
爲什麽蘇聯會花3000萬金盧布支持北伐戰争？
爲什麽蔣介石會反共？
爲什麽會有“四一二”政變？蔣介石抱上了ˬ的大腿？
爲什麽“甯漢”會“合流”？
爲什麽大權在握的蔣介石會下野？
爲什麽蔣介石能夠複出？
革命與戰争都是有組織的暴力，而大規模的暴力都需要大規模的融資。金錢在1927年的中國曆史中，究竟起到了什麽樣的作用，又是哪些人發揮着主導性的影響力？這些人又代表着ˬ的意志？
當我們沿着金錢的意志、金錢的流向和金錢的效果，去觀察國共合作、風起雲湧的北伐戰争，以及風雲突變的“四一二”政變時，一條金錢的脈絡逐漸清晰起來。
民族主義情緒強烈的蔣介石，正是在權力與金錢的誘惑下，一步步地投向了他曾厭惡和敵視的西方列強與買辦階層的懷抱。
爲此，他必須心甘情願地呈上他歸順的“投名狀”：“四一二”政變。
“甯漢合流”也好，蔣介石下野也罷，乃至他的複出，都在诠釋一股被忽視的巨大力量，這就是金錢的意志！
進軍滬甯，蔣介石的猶豫
1926年11月，一個楓葉飄零的晚秋，蔣介石仍在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的辦公室裏來回踱步。此時，他的心情焦慮而糾結。北伐大軍越是逼近上海和南京，他的心情就越是忐忑不安。
在軍事上，蔣介石打得順風順水。自1926年7月廣州誓師北伐以來，大軍一路高歌猛進。“打倒列強除軍閥”的革命旋律響徹中華大地，轟轟烈烈的國民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大江¬南北，貌似強大的北洋軍閥兵敗如山倒，北伐軍隻用了三個月的時間就打到了武漢，摧毀了軍閥吳佩孚的武裝力量。随後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也從廣州遷到武漢。緊接着在11月，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率部從兩湖地區攻入江¬西，打敗了另一個軍閥孫傳芳，連克九江¬、南昌，兵鋒直指南京、上海。
但是，在政治上，局面對蔣介石卻非常不利。他最主要的政治對手汪精衛到了武漢。自從1925年孫中山去世以來，汪精衛以總理繼承人自居，在黨内政治勢力雄厚，再加上蘇聯的政治、軍事和金錢的背後撐腰，俨然成爲國民黨的主要領袖。汪精衛在武漢與地方實力派唐生智建立同盟，再加上對蔣介石深懷敵意的蘇聯顧問鮑羅廷，武漢已成爲國民黨内部反蔣的核心。此時，大部分的國民黨中央委員都已到了武漢，政治權力已被汪精衛主導。汪精衛三番五次催促蔣介石速來武漢，蔣介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去武漢，則自己很可能被架空，不去，就有自絕于黨國的危險。更何況，他的北伐大軍每天都要耗用大量糧饷，而财權并不在他手上。戰場上打得再順利，如果武漢切斷他的财源，他的北伐大軍将會立刻喪失戰鬥力。
蔣介石的理想就是借北伐統一全國，繼而成爲中國的恺撒。要命的是，他不得不依賴蘇聯的金錢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卡住他金融命脈的正是斯大林在中國的眼睛和左右手——鮑羅廷。“中山艦事件”之後，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共産黨在廣州的勢力，但爲了蘇聯的武器裝備和金錢，爲了他統一中國的大業，他不得不暫時隐忍。
當五四運動爆發時，蔣介石受到強烈震撼，他在日記中寫道：“此乃中國國民第一次之示威運動，可謂破天荒之壯舉……¬民氣未餒，民心未死，中華民國當有複興之一日也。”當1925年6月23日，廣州群衆支持香港工人大罷工，舉行示威遊行經¬過英國租界附近的沙基時，英軍悍然屠殺遊行群衆50餘人，傷170餘人，釀成“沙基慘案”。蔣介石聞訊在日記中寫道：“國勢至此，不以華人之性命爲事，任其英賊帝國主義所慘殺，聞之心腸爲斷，幾不知如何爲人矣！ 自生以來，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憤怒¬的蔣介石在其日記中每日寫下一條仇英德的“憤青”口号，多達百餘條：
“英虜皆可殺！英仇可忍耶！英夷不滅非男兒！ 汝忘英虜之仇乎？英番不滅革命不成！……¬”【1】
蔣介石不僅反英，而且對美、法等國也抱有警惕的态度，“英番可滅，美、法亦不可玩忽”。1926年，他曾嚴厲批評美國的外交政策，“痛诋美國外交政策之錯誤及其基督教之虛僞”。
蔣介石不僅對列強充滿憤怒¬，對洋買辦階層也十分憎惡，痛恨他們幫助洋人控制中國經¬濟命脈。“洋奴之可惡，不止于此。凡在租界、公署及洋立公司之洋奴，皆可殺也。”
曆史充滿怪異之處就在于，ˬ能想到中國最大的官僚買辦階層的總頭目蔣介石，居然骨子裏痛恨他所依賴的那些勢力！荒誕但順理成章的是，作爲一個把個人權力放在首位的政治家，理想是從屬于現實的，他非常清醒地認識到ˬ能給他帶來權力。當蘇聯可以利用時，他就利用蘇聯的金錢和武器來實現北伐和統一，鞏固和強化自己的權力。當蘇聯試圖控制和命令他時，他就會毫不猶豫地将其一腳踢開。在後來的日子裏，對他所仇恨的列強，如英國、美國、日本等，皆如此；對他所厭惡的洋買辦，亦如此。他将自己定位成革命的化身和真理的終極解釋者，反對他就是反對革命，反對真理！不管是ˬ，隻要阻擋了他的權力之路，“皆可殺”！
在蔣介石看來，天下群雄皆鼠輩。奉系軍閥張作霖，毫無理想信念，背靠日本，坐擁東北之地，勢力雖大，但少謀寡略，不過一土匪耳；直系吳佩孚、孫傳芳之輩，爾虞我詐，内部矛盾重重，占地雖廣，隻需各個擊破，滅之何難？最令他頭痛的還是共産黨。
蔣介石曾訪問過蘇聯，親眼目睹了一個有無産階級專政學說和信仰體系的政黨，組織嚴密并深植于軍隊。蘇聯紅軍号令統一，行動一緻，其戰鬥力迥異于中國軍閥的部隊。大受啓發的蔣介石，回到中國就大力推廣“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中國要革命，也要一切勢力集中，學俄國革命的辦法，革命非由一黨來專政和專制是不行的”。
正因如此，蔣介石對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一大政方針，從骨子裏就認爲隻是權宜之計，爲的是獲得蘇聯的援助，增加國民黨的實力。所以，對共産黨加入國民黨這種“黨中有黨”的局面非常反感。特别是共産黨的群衆動員能力和組織能力遠較國民黨厲害，更與國民黨中的左派打得火熱，極大地增加了蔣介石在國民黨中實行集權的難度。在國民黨“一大”期間，大批共産黨員擔任了國民政府的要職。
在北伐的問題上，蔣介石力主從速，而鮑羅廷似乎看穿了他的個人圖謀，建議從緩，先鞏固廣東革命政權，發動群衆，以待時機成熟。蔣介石很明白，鮑羅廷的“時機成熟”之日，就是他被趕走之時。所以他必須抓住時機，做大做強自己。在他的力争之下，鮑羅廷最終還是做出了讓步，蔣介石的北伐開始了。
蔣介石的北伐進展神速，這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蘇聯源源不斷的軍火供應和金錢支持。那麽，蘇聯爲什麽要支持國民黨呢？這需要從蘇聯當時的國際環境說起。
3000萬金盧布打造的北伐戰争
1920年2月的海參崴，一個月黑風高的寒夜，一輛輛由士兵押送的馬車滿載木箱，駛進彙豐銀行海參崴分行的大院。銀行工作人員立刻将卸下來的木箱吃力地搬進銀行的金庫，分行經¬理伍德随即帶着兩名助手打開了第一個箱子清點貨物。伍德打開箱蓋一看，裏面全是碼放整齊的金磚，在黑暗中依然閃爍着幽幽的光芒。于是他們伸手進去，借着蠟燭的一點昏暗的亮光，仔細摸索着金塊，清點數量。“地闆上堆滿了箱子。我們踩着箱子走動，一手拿着蠟燭，一手拿着火漆，打開每隻箱子，檢查内容，再用火漆封上，然後送去裝船。”【2】
這批金子原¬本是屬于沙皇的，兩年前還靜靜地躺在沙皇俄國中央銀行的國庫裏，現在卻作爲戰利品進了彙豐的金庫。這是怎麽回事？
原¬來俄國十月革命後，盤踞在西伯利亞的沙皇軍隊，在海軍上将高爾察克的率領下向莫斯科進軍，旋風般地攻占了沙皇政府中央銀行國庫所在地喀山，奪取了價值8000萬英鎊的黃金儲備。之後卻兵敗莫斯科城下，随即裹挾着這批黃金沿着西伯利亞大鐵路向東逃竄。時值冬季，西伯利亞的嚴寒徹底摧毀了這支敗軍的士氣，剛跑到伊爾庫茨克就嘩變了。爲了活命，嘩變士兵跟蘇維埃政府達成協¬議，他們将高爾察克和那批黃金交給蘇維埃政府，蘇維埃政府則保證他們的人身安全，讓他們回家。這些嘩變的士兵主要是一些歐洲雇傭兵，他們要從海參崴坐船回歐洲，就暗自扣下一部分黃金賣給了彙豐銀行海參崴分行。
本來窮得叮當亂響的蘇俄政府，拿到了這筆沙俄留下的黃金儲備，腰杆一下子就硬了起來。當時的1英鎊約合10兩銀子，沙俄國庫壓箱底的那批黃金被歐洲雇傭兵倒賣了一部分給彙豐銀行，剩下還有大約價值5000萬英鎊的黃金落到了蘇俄政府手裏，這可是一筆價值5億兩白銀的巨款！當年日本人通過甲午戰争，從中國勒索了2.3億兩白銀，在英國換成黃金後，成功地建立了金本位的日元體系。布爾什維克政治局裏也不乏金融貨币的高手，就用這筆黃金做儲備進行盧布的币制改革，實行了金本位。于是本來已經¬被戰争摧毀的俄國經¬濟逐漸穩定下來，重新步入正軌。【3】
站穩腳跟的蘇俄政府，剛剛緩過氣來，心有餘悸地四下張望，發現處境實在不妙。西方是資本主義列強一統天下，東方和南方又都是帝國主義控制下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列強随時可以沿着俄國漫長邊境線的任何一點發動突擊，颠覆蘇維埃政權。
這種局面下，韬光養晦是沒用的，隻有以攻爲守，沿着邊境建立一條防禦帝國主義侵略的緩沖地帶。而中國與蘇俄有着漫長的邊境線，如何不讓帝國主義利用中國爲跳闆攻擊蘇俄柔軟的下腹部，就成了蘇俄人關注的戰略問題。具體而言，就是要在中國實現兩個基本戰略目标：第一，促使外蒙古獨立或者自治，建立親蘇政權，作爲中蘇之間的緩沖地帶；第二，維持在中國東北的中東鐵路(滿洲裏經¬哈爾濱到綏芬河)的獨占權益。
要實現這兩個目标，沒有中國政府的背書是難以實現的。于是蘇俄政府派遣老資格的外交家越飛出使中國，對各派勢力進行摸底。越飛一到任，馬上與坐鎮北京的吳佩孚談合作，但是有英美撐腰的吳佩孚根本不予理睬，更談不上出讓外蒙古和中東鐵路了。在北京活動了大半年，除了搭上吳佩孚手下大将馮玉祥這條線之外，别無成績。就在越飛一籌莫展的時候，南方廣州政府的孫中山主動找上門來。
要生存，要革命，要統一全國，就要有錢，就要“拉¬風投”。英國人并不看好孫中山，辛亥革命剛勝利時就把寶押到了袁世凱¬身上。美國的摩根财團派人談過一次，摩根的代表拉¬蒙特問，如何才能在中國“南北之間實現和平”。孫中山激動地說道：“南北之間實現和平？可以，拉¬蒙特先生，你隻要給我2500萬美元，我就可以裝備幾個軍團，那樣我們很快就天下太平了。”【4】拉¬蒙特暗暗搖頭，連一塊穩固的地盤都沒有，沒有任何有價值的東西做抵押，一張嘴就是2500萬美金，可能嗎？
這時候，蘇聯代表越飛出使中國了。一個急需資金，一個急找“項目”，于是兩家一拍即合。1923年年初，越飛以養病爲名趕赴上海，在滬10天，幾乎每天都同孫中山促膝長談。到1月26日，《孫文越飛宣言》公開發表，要點如下：
•中國東北鐵路暫時隻能由中蘇兩國共管，進駐外蒙古的蘇聯紅軍不必立時撤退；
•雙方一緻認爲中國的當務之急是進行國民革命，完成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而不是急于搞共産主義；
•孫中山搞國民革命“可以俄國援助爲依賴也”【5】。
1923年3月，蘇共政治局開會投票決定援助孫中山，首批提供200萬金盧布的财政援助。【6】當然，由于蘇聯的經¬濟剛剛穩定，一下子也拿不出這麽多錢來，這200萬金盧布純屬空手套白狼。原¬來越飛跟孫中山簽好合同後，立刻就去了日本，并同日本人簽了漁業合作協¬議，日本漁民可以去蘇聯濱海地區捕魚，條件是要給蘇聯人交納一大筆保護費，蘇聯人就是用這筆錢完成了中國項目的一期融資【7】。不久，蘇聯恢複經¬濟效果初現，就又進行二期融資，撥出300萬金盧布和8000支步槍、15挺機槍、4門火炮、2輛裝甲車，援助中國創辦黃埔軍校。【8】
據黃埔軍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齡追述，軍校開辦前，孫中山批了300支廣東造毛瑟槍給軍校。但是當時的兵工廠一心巴結軍閥，不以軍校爲重，結果開學時僅僅發下30支，勉強夠衛兵用。廖仲恺反複交涉也無濟于事。正在此時，蘇聯援助槍械的船隻到岸，一下運來8000支步槍，全帶刺刀，每支槍配有500發子彈，還有10支手槍，全體學員歡呼雀躍。王柏齡回憶說，這是“天大的喜事，全校自長官以至于學生，無不興高采烈”，“今後我們不愁了，革命有本錢了”。
不隻是黃埔軍校，1923～1926年北伐戰争開始之前，廣州國民政府累計接受蘇聯價值約300萬金盧布的軍火，包括步槍26000支，子彈1600萬發，機槍90挺，炮24門。除此之外，蘇聯政府從1924年11月起，每月還爲國民黨提供10萬金盧布的黨務經¬費，甚至還給了國民黨1000萬金盧布用于創建國民政府中央銀行。【9】
在北方，蘇聯顧問還訓練和裝備了馮玉祥的國民軍。根據馮玉祥簽名的收據，1925年4月至1926年3月期間，蘇聯給他提供了價值600多萬金盧布的武器和彈藥。1926年3月，馮玉祥下野後訪問蘇聯，又簽訂了約1100萬金盧布的軍火貸款協¬議。【10】
這樣，蘇聯三年間爲國民黨提供的軍火和财政援助累計超過3000萬金盧布。正是在蘇聯的強力輸血下，國民黨的北伐軍才迅速成長爲中國政治版圖中的一支決定性的力量。“甯漢合流”後逃亡回國的蘇聯顧問鮑羅廷途經¬鄭州時，曾對馮玉祥感歎道：“蘇聯用了3000餘萬巨款，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國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
1926年11月的蔣介石，确實面臨一個重大選擇，背棄蘇聯，就會失去龐大的資金支持和軍事裝備補給；但如果聽命于鮑羅廷，前去武漢，又将葬送自己的權力和政治生命。
去，還是不去，這是個問題！
蔣介石沒有辦法，隻有拖延時間，耐心與各路風投接洽。經¬過多方活動，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給他提供了100萬銀元，英美煙草公司則貸款200萬銀元，然而這些錢卻是杯¬水車薪，于大局無補。要想做成大項目，隻有拉¬到金額龐大而且穩定的風險投資。于是蔣介石通過外國記者諾曼和曾爲他服務的外國人柯亨向英國駐廣州總領事透露了即将同共産黨決裂的信息，并探詢“列強能否給蔣以某種支持的保證”。【11】
然而，就在此時，一個人從上海趕到蔣介石的南昌北伐軍總司令部，要求面見，當副官通報此人的姓名後，蔣介石頓時大喜，一掃臉上多日的愁雲，親自趕到轅門迎¬接。
來人正是虞洽卿。
蔣介石抱上了更粗的大腿
上海灘金融大亨虞洽卿，可是中國金融圈裏響當當的一号人物，當年蔣介石落魄上海灘的時候，就在這位虞老爺子創辦的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裏炒過股票、期貨。被打爆倉後又是虞老爺子出面擺平，還将蔣介石介紹給了杜月笙和黃金榮兩位上海黑社會大佬。蔣介石和他的交情很是不淺。
虞洽卿也沒拿自己當外人，一進會客廳，簡單寒暄兩句，就直截了當地向蔣介石抛出兩個關鍵問題：“你說聯俄、聯共、扶助農工，就真要幫助窮人嗎？那我們怎麽辦？”
蔣介石一笑：“窮赤佬怎麽靠得住？”
虞洽卿又問：“那北伐軍要打倒列強，我在洋人那兒幹過，我還跟洋人做生意呢。”
蔣介石歎道：“洋人怎麽打得過？”
虞老爺子一聽，點點頭，心裏有了底，進一步試探：“那我回去，怎麽幫你？”
蔣介石猛地一揮手：“我不日就會攻克上海，抵近南京，你跟杜先生(杜月笙)、黃先生(黃金榮)說一下，幫我維護好上海治安。”
虞洽卿點點頭：“這個沒問題。我能幹什麽？”
蔣介石一聽，心中一動，俯身上前，盯着虞洽卿，一字一句地說道：“錢，幫我籌錢，越多越好，到了上海是要花錢的。”
這顯然是一筆交易。北伐的宗旨就是要打倒列強、扶助農工，可蔣介石現在管不了這麽多原¬則了，在權力與原¬則之間，他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前者。
事實上，早在1926年初，英國外交部就曾針對中國北伐戰争的對策問題組織過讨論，駐華使領館官員、海陸軍指揮官、港英當局紛紛獻計獻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國際封鎖、援助北方軍閥、向蘇聯施加壓力、懷柔等五種可供選擇的方案。論證結果認爲：前兩種方案後患無窮，适得其反，也難以取得其他列強的支持；第三種方案的困難在于找不到英國中意的鐵腕人物；第四種方案不會有什麽成效；隻有最後一招懷柔似乎可行，并富有“建設性”。【12】
不懷柔的辦法以前也用過。1925年，港英方面就公開用軍火和現款供給國民黨内部軍閥陳炯明起兵反叛國民政府。結果，陳炯明叛亂被鎮壓，用金盧布武裝起來的北伐軍，又基本打垮了原¬本由國際銀行家扶植的北洋各系軍閥。這些北洋軍閥垮得速度之快，讓他們的後台老闆們瞠目結舌、手忙腳亂。擺在帝國主義面前最大的問題就是，新的代理人在哪裏？
這時，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就成爲可以培養的上佳人選。然而，中國政局實在太過撲朔迷離，一向對投資方向判斷準确的倫敦金融城和美國華爾街，這時也是一個頭兩個大，這個蔣介石到底靠不靠譜呢？萬一這位仁兄拿了錢不辦事或者辦事不力怎麽辦？爲了摸蔣介石的底，美國政府甚至派專人查閱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檔案中關于蔣介石的犯罪記錄。【13】
但隻是側面調查顯然還遠遠不夠，必須當面鑼對面鼓地談清楚心裏才有底。于是才有了大買辦虞洽卿跑到南昌親自“面試”蔣介石。在初步摸到蔣介石的底牌之後，虞洽卿又于1927年2月到南昌“複試”蔣介石。這一次達成了秘密協¬議：蔣介石到上海、南京後，即可獲得貸款6000萬大洋，條件是蔣介石要納出“投名狀”——動刀子反共。【14】
6000萬大洋的誘惑！
當時，北京一套四合院也就200個大洋！蘇聯人在1924～1927年的3年間給國民黨投了3000萬金盧布，約合2700萬大洋，就幾乎打赢了北伐戰争。
這可是6000萬大洋啊。沒說的，幹！蔣介石要對共産黨動刀子了。
蘇聯三年的心血，3000萬金盧布的投資，在虞洽卿與蔣介石的兩次會面下煙消雲散了。當然，這不是因爲虞洽卿個人的能量有多麽了不得，更不是因爲虞洽卿與蔣介石的私交有多麽深厚，而是因爲虞洽卿背後所代表的勢力，比蘇聯更有錢，比蔣介石更怕共産黨。
蔣介石終于抱上了一條更粗的大腿！
虞洽卿與蔣介石：不得不說的故事
虞洽卿是上海灘的風雲人物，名副其實的金融大佬。此公乃荷蘭銀行的買辦，同時還經¬營着錢莊、投資銀行，興辦航運公司，結交三教九流，連黃金榮、杜月笙都要尊他一聲前輩，就連租界裏的洋人都讓他三分。
荷蘭銀行在國際銀行家版圖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其創辦人是老牌猶太銀行家族孟德輝家族。孟德輝、沙遜和羅斯柴爾德同屬于塞法迪猶太人。15世紀90年代，西班牙興起反猶浪潮，羅斯柴爾德家族流亡德意志從事老本行，後來成爲德意志王室的宮廷銀行家；沙遜則去了中東地區，成爲巴格達的首席财政官；孟德輝家族則逃往荷蘭，發起創建了荷蘭銀行和荷蘭東印度公司。1640年，英國資産階級革命後，孟德輝又進軍倫敦金融城，參與創建了英格蘭銀行和英國東印度公司。到維多利亞時代，被稱爲“女王最喜歡的猶太人”，成爲英國王室最信賴的宮廷銀行家。1812年，孟德輝與羅斯柴爾德家族聯姻，并爲羅斯柴爾德家族操盤股票投資，兩家結成血濃于水的同盟關系。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羅家在歐洲大陸的全部投資，都由孟家的荷蘭銀行代爲打理。直到今天，羅家在中國香港的辦事處仍以“荷蘭銀行-羅斯柴爾德”命名。
虞洽卿就是爲這樣一個銀行家族整整效力了30年，勤勤懇懇，盡職盡責，以緻對中國風俗一無所知的荷蘭女王爲了表彰其功績，特地禦賜王室座鍾一架。
最早由虞洽卿發起創辦的上海總商會，擁有着自己的武裝力量，在辛亥革命光複上海的戰役中，發揮了主力軍的作用。當時，這支商團武裝一鼓作氣攻下上海道縣公署，接着又攻占了江¬南制造局。虞洽卿控制下的上海總商會，還爲随後成立的同盟會滬軍都督府墊銀180萬兩，籌措款項共計300萬兩之巨。
1916年底，頗具經¬濟頭腦的孫中山爲了籌措革命經¬費，與虞洽卿等人商議在上海創設證券物品交易所，經¬營證券、花紗、金銀、雜糧、皮毛等，并向北洋政府農商部提出申請。然而北洋軍閥對“孫大炮”心有餘悸，神經¬過敏，以緻“逢孫必反”，拒絕批準，再加上當時的經¬濟不景氣，此事就擱置了下來。
後來，将此事接着往下推進的就是蔣介石。
蔣介石早年追随上海同盟會領導人陳其美進行反清革命，在同盟會攻打清軍固守的江¬南制造局時，蔣介石跟陳其美一同扛過槍，是戰場上共同拼殺出來的過命的交情，後來兩人成了磕頭的把兄弟。陳其美是孫中山的頭号心腹，革命成功之後，陳其美出任上海督軍。虞洽卿在陳其美那裏擔任财政顧問，爲維持其運作，籌措過大筆糧饷。蔣介石由于跟陳其美的特殊關系，也跟虞洽卿打得火熱。後來陳其美被刺身亡，蔣介石頓時失去了靠山。
孫中山用證券交易所來籌集革命經¬費的思路還是很有見地的，革命與戰争都需要用錢，而且需要很多錢。當蔣介石接受組織委任繼續推進交易所時，頓時覺得找到了事業的方向。他先與上海督軍府的故交戴季陶、陳其美的侄子陳果夫、江¬浙财閥張靜江¬等人，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名叫“協¬進社”的秘密社團，進行具體組織謀劃工作。然後拉¬虞洽卿來發動上海商界向北京農商部提出申請，創設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
1920年7月1日，中國第一家綜合性交易所——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正式開業。理事長爲虞洽卿，交易物品爲有價證券、棉花、棉紗、布匹、金銀、糧食、油類、皮毛等。當日上海《申報》登出一條廣告：“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54号經¬紀人陳果夫，鄙人代客買賣證券、棉花，如承委托，竭誠歡迎¬。事務所：四川路1号3樓80室。電話：交易所54号。”
這家54号經¬紀人營業所，就是由蔣介石組建的“恒泰号”，具體買賣業務則交由陳果夫操辦。“恒泰号”的營業範圍是代客買賣各種證券及棉紗，資本總額爲銀币3.5萬元，共35股。蔣介石在其中占了4股。後來蔣介石投機生意失敗，被人上門逼債，還是虞洽卿将其介紹給黑社會的頭目黃金榮，拜入黃金榮的門下，由黃金榮出面才清理了債務，并出資供其南下廣州投奔孫中山。
在大革命浪潮的沖擊下，國際銀行家們的頭等大事，就是動員中國買辦階級絞殺中國革命。1927年3月，上海工人階級在共産黨領導下，舉行了武裝起義解放上海後，英國駐美大使立刻向美國國務卿凱¬洛格表示：“在那裏(上海)撤退是不可能的，而且我們在通商口岸的地位和權利會全部損失，我們政府考慮以一切力量來保衛作爲英國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我們熱忱歡迎¬美國在上海、南京文武各方面的協¬力合作。” 【15】
就在1927年3月，爲了保衛“(國際銀行家)利益集中地的上海租界”，聚集在上海的英軍有17000多人，日軍4000多人，美軍3500多人，法軍2500多人，連同租界工部局武裝“萬國商團”和巡捕等，帝國主義武裝共達30000多人。
同時，老謀深算的國際銀行家也深知，在被大革命激發出愛國熱情的中國人民面前，簡單粗暴地直接出面幹涉，實在是成本高昂，得不償失。要穩定他們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要靠國際銀行家在中國的直接代理人——買辦階級。
而此時中國的買辦階級最大的利益訴求則在于向國際銀行家要權。國際銀行家的在華利益集中在上海公共租界，租界的最高權力當局是租界工部局。由于租界的特殊地位，很多大買辦、江¬浙财閥都定居在租界，要向工部局照章納稅。然而奴才注定是不能與主子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的，這些大買辦、财閥在工部局裏根本沒有一席之地，“朝中無人”則利益難以得到保障。根據“無代表，不納稅”的資産階級共和原¬則，這些買辦階級早就心懷不滿了。
1926年3月18日，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人員就與上海中國資産階級的大人物們在大華飯店聚餐。按照中國人的傳統，在飯桌上解決問題。這件事稱爲“上海曆史中之又一裏程碑……¬此種會議之召集，在本市曆史中尚屬創舉” 【16】。工部局的美國董¬事，代表他的英日同僚緻辭稱：“我等乃諸君之東道主，今蒙一班享有如斯盛名之中國缙紳光臨此會，實覺慶幸之至……¬與我們共聚一堂者乃一群代表人物，彼等均足以規範及指導一龐大及驚人之力量，此種力量即世人所知之輿論是也。”【17】
在餐會做主題演講的工部局董¬事會主席費信惇，單刀直入主題：面對革命力量的燎原¬之勢，“想出對付手段”是必要的。如果要動用武力，可能“很快便招緻一個極端嚴重的國際形勢”。“上海工人似乎成了‘第三者’(指中國共産黨)的易欺的犧牲品了，這些‘第三者’誘使他們破壞工廠的安全。那麽，爲什麽不利用中國工人階級這種極端的輕信……¬以謀他們的好處和我們的好處呢？爲什麽不建立另一種領導，以區别于他們已經¬熟悉的領導呢？他們對這一新領導至少要像他們對其他任何領導一樣樂于服從的……¬我的意思，需要有一些像今晚我們聚首一樣的人士(對他們加以領導)。”
虞洽卿立刻起立緻答詞：“我們(指在場華商)通通十分知道這個非常緊張的局勢……¬我們毫不誇大地說，隻須略一撩撥，立即便發生火焰……¬爲了我們彼此共同的利益，我們必須用一切方法防止它(指革命)。”時候不多了，聽天由命是危險的。“我們目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将地方的初步工作與全國及國際規模的共同行動打成一片，使我們的重大問題得到最快和最滿意的解決。”緊接着虞洽卿話鋒一轉，“但坦白說來，我們不想以‘任何代價’得到它。”洋人必須多少承認“種族平等”和“主權”的原¬則。尤其是此刻，他們應該讓中國資産階級參加上海的行政。
三個星期之後，上海公共租界外國納稅人年會通過華人參加市政一案，上海公共租界董¬事會破天荒有三位華董¬參加。此後，虞洽卿本人一直牢牢把持着工部局董¬事會的一個席位，其他的華董¬中還包括江¬浙财閥系的旗艦銀行，浙江¬興業銀行(24.05,0.03,0.12%)的常務董¬事兼總經¬理徐新六。這顯然是筆交易，上海的中國大資産階級、大買辦和江¬浙财閥就用這樣的價碼把自己的靈魂出賣給了國際銀行家們。
這樣一個八面玲珑、手眼通天的虞洽卿，對于急于鎮壓中國革命的國際銀行家來說，正是“面試”蔣介石的合适角色。
“四一二”政變背後的金融勢力集團
1927年3月26日，蔣介石率領的北伐軍終于開進了上海。蔣介石一到上海就立刻與虞洽卿等人接洽，落實此前達成的交易。虞洽卿馬上牽頭組織了包括上海所有重要銀行、錢莊、銀樓和商業、工業團體在内的上海市商業聯合會，準備爲蔣介石融資。
這個聯合會中非常重要的一個組織，就是上海銀樓公會，代表人物是席雲生。而洞庭山幫的席家，正是江¬浙财閥體系中的頂梁柱，在上海的外國銀行、官辦銀行、商辦銀行、錢莊票号與實業商業界，都擁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并編織起一張巨大的人脈關系網。
蘇州洞庭山幫的席家，自1874年席正甫出任彙豐銀行買辦以來，祖孫三代把持着彙豐銀行買辦位置長達半個多世紀，彙豐銀行一切對華業務，包括對上海錢莊票号的拆票業務，對中國政府的政治貸款、鐵路貸款以及對鴉片貿易的墊付銀款業務，都由席家把持的彙豐銀行“買辦間”進行操作。清朝洋務派的高官，從左宗棠、李鴻章到盛宣懷，一旦需要融資，就勢必要求席家幫忙，無一例外成了席家的鐵哥們兒。日常業務中需要經¬常融資的上海錢莊，更是對席家言聽計從。
席正甫同輩兄弟四人中的另外三人也都不簡單，老大席嘏卿在英國渣打銀行上海分行成立的第二年就進去當了買辦，是該行的元老。老三席缙華曾是英國德豐銀行、華俄道勝銀行買辦。老四被過繼給席家親戚、新沙遜洋行第一任買辦沈二園，并繼任沙遜洋行買辦，人稱“沙遜老四”。
除了給國際銀行家當買辦，席家還利用自己對外國銀行的業務壟斷和政府官員的人脈關系，憑借自己的雄厚财力，使席家參與創建了中國的官辦銀行體系，如戶部銀行、大清銀行、中國銀行等，并成爲主要股東。
可以說，整個上海的金融業，從外資銀行，到官辦銀行，再到民營錢莊、票号，全都在席家的勢力範圍之内。當年席家隻是牛刀小試，就将号稱中國首富的胡雪岩斬于馬下。
席氏子弟陸續進入家族的買辦關系網，成爲13家外國銀行的買辦，更多的姻親、同鄉、同學也逐漸進入這一體系，一個勢力強大的金融社會關系網絡形成了。例如，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時的同學，席德柄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席德柄後來擔任國民政府中央造币廠廠長，席德懋則擔任中國銀行的總經¬理。
席家選擇了支持蔣介石，就等于國際銀行家對蔣介石投了信任的一票。在中國，屬于蔣介石的時代來臨了。
1927年3月29日，上海商業聯合會的代表團拜訪蔣介石，聲稱隻要他和共産黨決裂就給予财政援助。據當時《字林西報》報道，代表團強調“上海立即回複和平與秩序”的重要性，蔣介石做出了“迅即調整勞資關系”的保證。3月31日，虞洽卿與上海商業聯合會牽頭正式成立了“江¬蘇兼上海财政委員會”，參加委員會的有：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總經¬理陳光甫、“北四行”聯合準備庫副主任錢永銘等大銀行家，以及中國銀行、交通銀行(5.48,0.01,0.18%)這兩家最大的華資銀行代表，彙集了當時中國金融業幾乎所有的頭面人物和大機構代表。
上海的銀行與錢莊，于4月1日～4日，向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的财政援助。【18】4月8日，美國駐滬總領事高思，得知江¬浙财閥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銀元，但條件是，“堅持除非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産黨員，否則他們就不再給他支持”【19】。銀行家畢竟是商人中的最高境界，雖然給蔣介石畫¬了個6000萬大洋的大餅，但事成之前，隻能拿到首付，隻有把活兒幹漂亮了，才會接着給。
蔣介石拿到這筆錢後僅一周，就發動了震驚世界的“四一二”政變！屠殺了大批共産黨員、工人、農民和左翼人士。
蔣介石提出了對共産黨人“甯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血腥口号，銀行家覺得很“給力”，馬上又向蔣介石提供了700萬銀元【20】。一時間，大江¬南北，直殺得人頭滾滾，血流成河！蔣介石用一大批共産黨人的頭顱¬，爲自己投靠國際銀行家勢力集團繳納了一張血淋淋的“投名狀”！
蔣介石的“再融資”
此時完成“項目考察”和“一期融資”重任的虞洽卿退居幕後，“蔣介石項目”的投委會主任，換成了江¬浙财閥中生代的代表陳光甫。陳光甫早年畢業于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回國後不久創辦了在中國金融史上獨樹一幟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從1915年吸收的存款1.8萬銀元起家，到1933年達到存款3330萬銀元的驚人規模，堪稱金融奇才。
另外，陳光甫與孔祥熙、宋子文家族的關系密切。陳光甫在創辦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時候，一共募集到7萬元股本，其中孔祥熙就有1萬銀元的股份，宋家以宋老夫人倪桂珍的名義也投了5000銀元，北伐之前，孔祥熙就多次寫信給陳光甫，邀其南下。有了這層關系，陳光甫俨然成爲蔣介石最倚重的銀行家。
陳光甫不辱使命，發動“江¬蘇兼上海财政委員會”專門替蔣介石承銷公債，爲嚴重缺錢的蔣介石進行大規模融資，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當時打着“國民革命”旗号的蔣介石政權，爲了凸顯其“革命性”，繼承以前廣州、武漢國民政府的政策，在洋人控制的海關關稅5% 之上，另行加征2.5%的附加稅，也就是所謂“二五附稅”，以期保護民族工業。當然，在洋人同意之前，這個“二五附稅”還隻是一句口号，但是這并不妨°¬銀行家把這筆“莫須有”的未來收入作爲抵押，來發行蔣介石政府的公債。
上海金融界、工商界認購“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是爲了“防範軍閥與共産黨”。他們在政治上，選擇了南京國民政府，并在經¬濟上支持蔣介石。債券的發行明定還本付息，确立政府債務信用。爲了監督發行公債所得資金得到合理運用，江¬浙财閥還專門成立了“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由江¬浙财閥的另一巨頭、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分行總經¬理李馥荪擔任。這個基金保管委員會加強了蔣介石和上海金融界、工商界的合作關系。
“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的發行總額爲3000萬銀元，月息七厘，從同年7月起，分30個月攤還。這筆公債由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及江¬浙兩省共同負擔，此外加派兩淮鹽商300萬銀元。在所有認購蔣介石政權公債的人士中，江¬浙财閥占了8成，其中，中國銀行承購的數額最多。【21】
中國銀行的總經¬理是另一位金融奇才張嘉¬H。張嘉¬H早年就讀于日本慶應大學，1914年，年僅28歲就當上了中國銀行上海分行副經¬理。在張嘉¬H的領導下，中國銀行拒絕與北洋政府合作，向江¬浙财閥各大銀行、交易所、大企業募集股本金近600萬銀元，于1923年買下北洋政府的500萬銀元官股，将北洋政府的股份擠出了中國銀行的體系，使中國銀行的商股占到99%以上，完成了中國銀行的私有化。
聲名大振的張嘉¬H與上海金融界的實力派人物李馥荪、陳光甫等人成爲莫逆之交。爲使上海銀行界同行聯合對外，他發起成立由各行經¬理參加的星期五聚餐會，借以交流金融信息，聯絡感情，交換意見。張嘉¬H利用這個聚餐會，廣交朋友，分析各種信息，傳播科學的經¬營方式，很快打開了局面，使得這個聚餐會逐漸擴大，後來演變成上海銀行公會。上海銀行公會以三個人爲核心，即爲蔣介石融資最多的張嘉¬H，組織融資的總負責人陳光甫和監督資金去向的李馥荪，三人關系密切，被視爲江¬浙财閥的“三鼎甲”。
1927年4～5月，僅僅兩個月間，蔣介石就獲得了4000萬銀元的融資，大大超過整個國民政府在1924～1927年間從蘇聯獲得的3000萬金盧布的資助。蔣介石的“投機生意”，看來大獲全勝了。
他“剝離”了國民黨内蘇聯和共産黨的“危險資産”，拉¬來了規模更大、更有背景的風險投資——江¬浙财閥及其背後的國際銀行家。然而，他還面臨着巨大的挑戰，那就是依然受共産黨和國民黨左派控制的武漢國民政府。
“甯漢合流”背後的“資本重組”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總工會委員長、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汪壽華收到杜月笙派人送來的一份請貼，邀請汪壽華4月11日到杜公館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壽華因爲與青洪幫常打交道，認爲“他們還講義氣”，就決定前去赴約。4月11日晚上8時許，汪壽華來到杜公館後，一陣不祥的預感忽然湧上心頭，杜月笙并沒有出現。周圍逼近的打手，目露殺氣。汪壽華暗叫不妙，轉身想走，已然來不及了。幾個打手一擁而上，手法娴熟地将其打•¬在地，幹淨利索地裝進一隻麻袋，塞進汽車運到龍華郊區活埋。
緊接着，12日淩晨3點，杜月笙手下的青幫流氓配備了手槍，組成有特定攻擊目标的分隊，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裝，乘車沖出青幫大本營法租界。同時，幾百名白崇禧部隊的士兵也同樣僞裝穿過公共租界，分赴閘北、南市、滬西等處，襲擊了南市工人糾察隊的駐地。二十六軍周鳳岐的部隊在晚上已進駐靠近工人糾察隊集結地和總工會總部的陣地，這時借維持秩序，調節沖突之名，将工人糾察隊強行繳械。
當天中午，上海市總工會發動全市工人總罷工，遊行示威抗議暴行。結果蔣介石的“國民革命軍”開始向遊行“國民”開槍，大屠殺開始了。兩天之内，300名工人被殺，500人被捕，5000人“失蹤”。随後，在南京、蘇州、無錫、杭州、廣東、常州等地發生大規模血腥鎮壓，大約25000名共産黨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殺。全中國的人都知道了，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公然背叛了國民革命。
消息傳到武漢國民政府，立刻引發了一場政治大地震。武漢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以國民黨中央的名義，宣布立刻解除蔣介石的一切職務，開除其國民黨黨籍，并下達通緝令，捉拿蔣介石。這時的武漢國民政府面臨着一個重大戰略抉擇：要麽繼續北伐，消滅依然盤踞在黃河流域和華北、東北的北洋軍閥；要麽東征讨蔣，國民革命将面臨分裂。
武漢政府下屬的實力派軍人們，比如唐生智、張發奎，大都與蔣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東征讨蔣，希望趁機除掉蔣介石，吞并中國最富庶的江¬浙地區。而蘇聯的政治顧問鮑羅廷和中共領導人陳獨秀、周恩來則主張繼續北伐，待打倒北洋軍閥後，再掉轉槍口收拾蔣介石。
鮑羅廷認爲：“我們現有的兵力不可能東進……¬東進不僅将促使蔣介石與帝國主義乃至北方軍閥公開結盟，而且我們将會被打倒和消滅。”【22】
鮑羅廷的顧慮是有道理的。
就軍事形勢而言，武漢政府處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雖敗未垮的直系軍閥和實力依舊強勁的奉系軍閥，東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蔣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軍隊所占領，南面兩廣則是被桂系和親蔣的李濟深所把持，上述這些敵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時準備撲上來。而武漢政府統帥下的軍隊，大都是出于一些現實考慮才站在武漢政府一邊，他們或是需要武漢政府的糧饷供給，或是因爲與蔣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沖突，但事實上，他們大都認同蔣介石的反共“清黨”，隻要價錢談攏，随時可以像蔣介石一樣出賣革命。真正能夠與武漢政府同呼吸、共命運的隻有葉挺的一個師。
至于經¬濟形勢，那就更加困難了。事實上，武漢方面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的支持。武漢國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長宋子文到上海，全權辦理财政事宜，電令所有江¬蘇、浙江¬兩省财政均歸其主持，凡一切稅務及向中國商界銀行籌款事宜，必須由财政部長統一管理。【23】宋子文于3月29日抵達上海，第二天即和蔣介石協¬商統一江¬浙财政事宜。然蔣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與工商界建立關系。31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建立了“江¬蘇兼上海财政委員會”，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負責具體事務。結果，宋子文到上海後，工作竟一時無法展開。
“四一二”政變之後，蔣介石對共産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徹底•¬臉，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脅，更遑論爲武漢政府融資了。最後連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霭齡夫婦策反，投靠了蔣介石。
随後，蔣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公開否認武漢政府，進而于28日發出公告，聲明将與列強一起對武漢實施經¬濟封鎖。把持着中國金融命脈的江¬浙财閥已經¬一屁股坐到了蔣介石一邊，切斷了對武漢國民政府的一切融資渠道，上海的銀行、錢莊、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漢彙款，坐等武漢政府倒台。
此時武漢的物價已經¬上漲到天文數字，武漢政府所發行的各種币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過150萬銀元，支出竟達1300萬銀元！全市失業人口及家屬已超過總人數的1/3，加上各省前來投奔武漢的革命者、避難者，以及幾次戰役的傷兵數萬人，整個武漢政府已經¬到了四面楚歌、風雨飄搖的危急時刻。
武漢方面，不管是蘇聯、中共，還是汪精衛，事實上都把寶押在了北方馮玉祥的國民軍身上。
馮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趙壯士，初時是在外國傳教士的懷抱裏教養長大的，在成爲軍閥後，他命全軍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贊美歌爲所部軍歌，以基督教教條爲藍圖制定軍規，因而被世界輿論稱爲“基督将軍”。然而，這位基督将軍卻憑借善變和對時機恰到好處地拿捏，獲取了西北的地盤。1924年，他發現蘇聯人很慷慨地拿東西補助他人，便投奔了蘇聯的懷抱。
現在，馮玉祥在1600萬金盧布和軍火的培植下，雄踞潼關，虎視中原¬，靜候在中國政治天平發生傾斜的關鍵時刻，投注自己的籌碼。
這一天很快就到來了。
1927年6月，馮玉祥與汪精衛舉行鄭州會議。在會上，汪精衛列舉了蔣介石的種種惡行，企圖說服馮玉祥反蔣。開出的價碼是，以武漢國民政府的名義把河南、陝西和甘肅三省的黨政軍大權全部交給他。馮玉祥當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經¬在馮玉祥國民軍的實際控制之下，汪精衛的價碼等于隻是事後加以背書，馮玉祥并沒撈到什麽實際好處。看來在汪精衛那裏是榨不出什麽油水了，那就擠擠蔣介石這塊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擰出些許橘汁來。
于是鄭州會議結束僅僅一周，馮玉祥就于6月20日與蔣介石舉行了徐州會議。在會上，蔣介石敦促馮玉祥歸順南京國民政府，并厲行反共“清黨”。蔣介石開出的價碼是，從1927年7月起，每個月給馮玉祥所部250萬銀元的津貼。會議結束後，蔣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實這筆款子。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爵士在6月30日的報告中說，在6月份的最後兩個星期，上海曾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正是爲了執行蔣介石資助馮玉祥，以取得馮玉祥的支持，反對武漢國民政府的徐州協¬定。【24】
獲得江¬浙财閥支持的蔣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個月250萬銀元的數額遠遠超過了武漢能夠開出的價碼。每個月250萬銀元！這就像是有人在馮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開門”的咒語，一個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寶藏出現在馮玉祥眼前。馮玉祥不假思索，立刻決定扔掉金盧布，義無反顧地撲向蔣介石剛剛抱上的那條大粗腿。于是，馮玉祥對蔣介石開出的條件照單全收，還同意利用他的影響，迫使武漢政府把蘇聯人送回蘇聯，清洗共産黨人，說服武漢國民黨人到南京，重新統一全黨，組成統一的國民政府。6月21日，馮玉祥就向武漢的汪精衛和譚延闿發了一份最後通牒式的電報。
此時的汪精衛正十分窩火。原¬來，6月1日，共産國際派來的代表羅易，帶着一份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關于中國問題之決議》(即“五月指示”)來到武漢。沒過幾天，羅易就以“欽差大臣”的身份把這份決議向汪精衛做了傳達。這份共産國際的決議大意如下：
•堅決主張自下而上地實行土地改革，但必須同過火行爲作鬥争，不要觸及軍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對手工業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讓步；
•動員兩萬共産黨員和兩湖地區五萬革命工農，組建自己的軍隊；
•從下層吸收新的工農領導人加入國民黨中央，改變國民黨目前的構成。有舊思想的一律驅逐；
•成立以著名國民黨人和非共産黨人爲首的革命軍事法庭，懲辦反動軍官。
這不是國共合作，斯大林這是要汪精衛徹底向共産黨投降。汪精衛看罷強壓了壓火氣，居然還是進行了讨價還價。他提出要蘇聯提供1500萬金盧布貸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額隻有200萬金盧布。斯大林做得太過分了，既要人賣身，又不肯給足賣身錢，是ˬ都會•¬臉。這時，汪精衛接到馮玉祥敦促他清黨反共的電報，倒真是正中下懷。
緊接着，前幾個月留在上海的武漢政府财政部長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漢口，帶着蔣介石的信，在汪精衛家中與汪舉行了多輪私下會談。
三天之後，武漢國民政府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在“甯可錯殺三千，不可放過一個”的口号之下，大批共産黨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黨分子”之後，武漢、南京兩個國民政府的原¬則矛盾已經¬解決，“甯漢合流”隻是時間問題。在甯漢鬥争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蔣介石，似乎要順理成章地成爲新政府的領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鏡的是，蔣介石卻在武漢“分共”之後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下台了。
如此詭異的中國政局，難怪連長于“風險投資”的大英帝國外交部，都對雲谲波詭的中國政局摸不着頭腦。然而答案其實很簡單，中國有一句古語：“鳥盡¹¬藏，兔死狗烹。”隻不過這次的“¹¬”和“狗”成了蔣介石，要“藏¹¬烹狗”的人則是江¬浙财閥。
财閥董¬事會炒掉了胡鬧的CEO
對于江¬浙财閥而言，蔣介石的原¬罪就是，胃口太大而吃相太難看。
蔣介石在“四一二”政變之後并不輕松，清洗掉沒有武裝的共産黨，隻是正餐開始前的“開胃甜點”。組成南京國民政府之後，既要維持國家機器的運轉，又要對付武漢國民政府，還要提防北面的北洋軍閥，方方面面，哪一樣少了錢都不行。
然而江¬浙财閥作爲資本家是要算投資收益的。前期融資那是共産黨來勢兇猛給逼的，不出點血大家都得玩兒完。現在好不容易松了一口氣，蔣介石的胃口卻越來越大，這就超出了财閥們的預算，大家都開始從挺蔣的位置上往後縮。
江¬浙财閥這一縮不要緊，蔣介石立刻就•¬了白眼，這不是卡我的脖子麽！敬酒不吃吃罰酒，好說不行就得來硬的。于是蔣介石把對付共産黨和工會的那一套拿出來對付資本家。
1927年5月14日，住在法租界的一個顔料商的兒子以反革命罪被逮捕，在這個顔料商答應向國家“捐獻”20萬銀元以後，他的兒子就在5月19日獲得釋放。棉紗、面粉大王榮宗敬，被以“奸商并曾資助軍閥”的罪名逮捕，蔣介石親自下令沒收榮家在無錫的面粉廠，在榮宗敬捐款25萬銀元給蔣政權後，這個罪名就被取消了。先施公司經¬理歐炳光的3歲兒子被綁架，綁匪要求他給黨國事業“捐款”50萬銀元。蔣介石采用這種“綁票”和“綁票預期”相結合的手段，向資本家勒索錢财的實際結果，根據美國駐滬領事的說法，“是有錢階級中的一種确确實實的恐怖統治……¬商人和紳士階層的态度，正在不斷地發展成對肆無忌憚地橫征暴斂、給他們造成極大苦難的國民黨的反對力量”【25】。一位在中國的澳大利亞觀察家查普曼報道說：“有錢的中國人可能在他們的家裏被逮捕，或者在馬路上神秘地失蹤……¬大富翁竟被當作‘共産黨員’遭到逮捕！……¬據估計，蔣介石用這種手段共籌集到50萬美元資金，近代上海在任何政權下都不曾經¬曆過這樣的恐怖統治。”【26】
蔣介石這套打法跟希特勒後來的套路幾乎一模一樣。幾年後，希特勒也是拿着華爾街的“風投”上了“創業闆”。一統德意志江¬山後，轉過頭來就發動對英法的戰争，狠咬了國際銀行家們一口，羅斯柴爾德家族的人，居然還坐過蓋世太保的黑牢。對于蔣介石和希特勒這種政治強人來說，鞏固權力是最高的行事原¬則，至于其他的一切都在其次。不管是銀行家還是工人階級，隻要能爲己所用，那就不妨替他們打打工，各取所需；一旦形勢變化，•¬臉比•¬書都快。
上海灘的大亨們真的很生氣，後果真的很嚴重。大亨們認爲，蔣介石實在是沒有擺正自己的位置，我們給你錢，是要你給我們打工的。如今你羽翼未豐，就如此嚣張跋扈，不按規矩出牌，以後真成了氣候那還了得！
這種危險分子是一定要做掉的。之所以遲遲不動手，完全是因爲上海灘的大門之外還有一個親共的武漢政府，外部壓力還未徹底解除，對蔣介石還不得不有所容忍。等到汪精衛在武漢也對共産黨動了刀子，那就沒什麽可顧忌的了。
于是，蔣介石下台進入倒計時。
事實上，這個七拼八湊起來的南京國民政府也不是鐵闆一塊。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爲首的桂系，與蔣介石的黃埔系之間存在着明顯的利益沖突。甚至何應欽對蔣介石的支持也是不可靠的。蔣介石的專橫跋扈爲他自己樹立了過多的政敵，而他本人卻全然陶醉在勝利的喜悅之中。
正在這個微妙的時刻，蔣介石的軍隊在二次北伐中，被奉系軍閥的部隊打得大敗，連華東重鎮徐州都丢了。上海、南京一度告急，蔣介石的威信一落千丈。南京政府内部的桂系力量趁機開始逼宮，談判合并事宜的武漢汪精衛當局，也一再堅持武漢政府遷往南京的前提條件是蔣介石本人必須下台，國民黨内的廣東元老系和擁護孫中山兒子孫科的“太子派”也聯合起來逼蔣下野。而且盡管在上海進行黑幫式勒索性的籌款，但由于軍費開支浩大，因此南京政府在财政上仍然是入不敷出。蔣介石當了家才知道柴米貴，一時又沒了江¬浙财閥的支持，隻能望着爛攤子束手無策。
蔣介石此時方才明白，統治一個國家與推•¬一個政權是有區别的，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樣玩流氓手段了。
蔣介石畢竟是個相當聰明的人，與其這樣硬扛着，不如急流勇退，把别人架到前台的火爐子上烤，等大家都烤得受不了了，再回來接盤。
于是，1927年8月12日，在國民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的一次會議上，蔣介石提出他要辭去總司令之職，并把南京防務交給其他将領，随後離開南京前往上海。蔣介石的引退聲明在8月13日發表，8月14日正式下野。緊接着，武漢政府于8月19日宣布遷往南京，汪精衛也在9月初抵達南京，甯漢正式複合，是爲“甯漢合流”。
蔣介石終于上了“創業闆”
看到勝利果實就這麽被人竊取，蔣介石品味着苦澀的味道，痛定思痛，做了深刻反思。要想重回中國政治舞台的中心，就一定要争取到控制着中國金融力量的江¬浙财閥的金錢支持。雖然汪精衛、李宗仁之輩，暫時得逞一時，然而，他确信，隻有自己才有問鼎中原¬的實力和手腕，江¬浙财閥早晚會認清到底ˬ才是中國未來真正的“真命天子”。當務之急是要重新獲得“資本市場”的認同，想辦法重新申請“IPO”。
争取江¬浙财閥支持的關鍵是要打消他們的疑慮，令他們從内心深處認同蔣介石是“自己人”，而要做到這一點，最好的辦法就是聯姻，把自己跟江¬浙财閥用姻親關系緊緊地拴在一起。他要發動一場攻勢，一場赢取美人芳心的攻勢，這場攻勢的戰略價值将不亞于任何一場真正的戰争。
他的目标就是宋美齡。
當時，宋家老夫人倪桂珍正在日本療養，爲了追求宋美齡，蔣介石于9月28日前往日本，取得宋老夫人同意，讓他同宋美齡結婚。這樣，他就與孫中山(宋慶齡)、宋子文和孔祥熙(宋霭齡)都有了姻親關系。而宋家與江¬浙财閥和代表國際銀行家在華利益的中國大買辦階級有着十分緊密的聯系。
上海大買辦家族、洞庭山幫席正甫的孫子席德柄是宋子文在美國求學時的同學，他的大哥席德懋則把女兒嫁給了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而宋家在江¬浙财閥大銀行家陳光甫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中持有大量的股份。
宋家自己就是做美國資本的中國買辦發家的。宋氏家族開創人宋嘉樹從小在美國長大，受過完整的美國教會教育，是個虔誠的基督徒。宋家的幾個兄弟姐妹都畢業于美國大學，宋子文本人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後即在華爾街商業銀行打過工。宋霭齡的丈夫孔祥熙也在美國受過教育，還曾經¬是美孚石油公司華北區的總代理。這一家人貨真價實地與美國資本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至于蔣介石與宋美齡的聯姻，當時中國媒體報道這樁政治婚姻的通欄大标題說得準确，“蔣宋聯姻，‘中美’合作”(蔣中正、宋美齡)。
這是中國買辦财團與軍事獨裁者的完美結合。
正當蔣介石忙着注入“新資産”之時，“甯漢合流”後的新國民政府已經¬快揭不開鍋了。
新政府的财政部長、國民黨内“太子派”首領孫科，并沒有蔣介石的籌款能力，蔣介石在位的時候，每月的預算爲2000萬銀元，而孫科完全無法籌集到這個數字。直到1927年10月，他隻籌到800萬銀元，政府運轉陷入癱瘓，軍隊領不到軍饷而拒不領命。情急之下，孫科也有樣學樣，他在10月1日再次發行“江¬海關二五附稅國庫券”，金額比蔣介石的3000萬銀元還多1000萬，達到4000萬銀元之巨！
爲了發動江¬浙财閥認購其公債，孫科還召集虞洽卿等财界頭面人物開會，動員大家認購，結果反應平µ¬。上海錢莊從1927年4月1日到7月16日，曾給蔣介石貸款560萬銀元，但是，當孫科在10月26日要求上海錢莊認購50萬銀元二五附稅國庫券時，隻募得34萬銀元【27】。
沒有江¬浙财閥的支持，新政府實際上已經¬難以爲繼。
此時的江¬浙财閥，已經¬對汪精衛、孫科、李宗仁這批人的執行力相當失望，靠這批人能打得過北方的軍閥嗎？大佬們開始觀望，也許與他們變成了“一家人”的蔣介石更能勝任一統江¬湖的大任。
很快，新政府内部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的軍隊，就跟唐生智的湘系軍隊，爲了權力鬥争爆發了内戰，雖然桂系軍隊打敗了唐生智，但是雙方損失極大，實際上已無力再戰。
這時，國民黨内的親蔣力量趁機要求蔣介石重新執政以收拾殘局，江¬浙财閥已将蔣介石視爲圈内人，再加上他們也自信通過上一次的“資本重組”，蔣介石應該受到了足夠的教訓，他應該會上道的。
于是，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從上海抵達南京，主持大局。1月9日，蔣介石正式通電全國就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接着又擔任了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主席等最高職務。
從下野到重掌大權僅僅過去了116天。
汪精衛政府使盡吃奶的力氣也賣不動的4000萬銀元公債，等到蔣介石一上台，在财政部長兼央行行長宋子文的統籌安排下，江¬浙财閥很快就認購一空。有了江¬浙财閥的重新支持，蔣介石這回終于坐穩了江¬山。作爲回報，江¬浙财閥也指望蔣介石能竭盡全力爲他們服務。
然而他們忘記了一個軍事獨裁者的本性。這種人是絕不會甘心受制于人的，他一定要想方設法來控制任何想控制他的人或者組織。克倫威爾是這樣，拿破侖是這樣，希特勒是這樣，蔣介石也不例外。
不過，蔣介石暫時還必須依靠銀行家的錢袋子。因爲蔣介石正面臨着最令他頭痛的勁敵的反抗，這些人就是他竭盡全力想要根除的共産黨人。
就在“四一二”政變後不久，被蔣介石的屠刀殺得血流成河的共産黨人，也開始拿起了武器。
1927年8月1日，共産黨人在南昌起義了。蔣介石的噩夢拉¬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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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101/20668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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