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聖戰
余創豪初稿 2001.12 改寫 2002.3
自九一一事件之後，伊斯蘭教聖戰之本質，成為一個舉世矚目的議題。不少宗教學者列舉出【可蘭經】的章節，支持回教聖戰強調克制、寬容，而非濫殺。此外，亦有人舉出回教徒追求和平、譴責恐怖主義的言論，來証明聖戰、崇尚暴力並非彌漫於穆斯林世界。
言論與實際
不過，這兩個進路都有同一問題，就是假設了言論反映了實際情況。第一，文獻上標榜出的理想，並不一定與現實相符。假若只是看史太林、毛澤東的著作、言論，我會以為他們是追求完全平等的大同世界，我可能會作出如下結論：農場集體化殺死三千萬人、古拉格群島囚禁無數異見者，還有反右派運動、文化大革命……，都是由於人們曲解了史太林主義、毛澤東思想。其實，理想目標是一回事，但是實踐方法卻是另一回事。第二，人們向外發表「公關」言論是一回事，私底下抱什麼想法、對自己人說什麼，卻是另一回事。懂得多種語文的政治學學者李察．奇根（Richard Kagan）教授曾經對我說：他閱讀巴勒斯坦人以英文、法文發表的文章時，不難見到追求與以色列和平共處的言論，可是讀阿拉伯文的東西卻完全是另一副面孔，那些文字充滿戰鬥格，揚言要殺光以色列人。
什麼是聖戰？
神學家溫偉耀指出：「（穆斯林）發動聖戰的原則，是必須出於自衛（即後發制人）。」事實上，伊斯蘭的聖戰觀念，涵蓋面非常廣闊。鳳凰城伊斯蘭文化中心發言人哈家西（ Gamal Hegazi ）所理解的聖戰，與溫偉耀教授不一樣，他說：聖戰不單是防守戰，也可以是先發制人的攻擊（preemptive strike），例如回教徒得到神的啟示，知道什麼人會對自己構成威脅，他們可以採取行動去防患未然。這種含糊的觀念幾乎可以合理化任何暴力！回教之聖戰是針對「阿拉的敵人」，什麼是阿拉的敵人呢？這也是有點含混，英國作家屈戴（Rushdie）曾寫了一本批評回教的著作，伊朗前領袖高美尼宣稱屈戴是阿拉的敵人，要懸紅買他的性命；埃及前總統沙達特推動民主化、現代化，尋求以埃和解，結果埃及聖戰組織視他為阿拉的敵人而行剌他。
宣教師積夫約翰生﹙Jeff Johnson﹚專門於回教徒福音事工已有十五年，他與家人曾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傳道，積夫有「前線實戰經驗」，而且對【可蘭經】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倘若回教徒真的完全實踐【可蘭經】，回教世界不可能與基督教文明和平相處，回教的終極目標是要降服﹙subdue﹚其它宗教。駕駛飛機撞擊世界貿易大樓的人，不是扭曲回教信仰者，而是伊斯蘭信仰的忠誠者。有人會說：「其中一些劫機者在行事前一晚光顧脫衣舞酒吧，他們又怎會是真正的回教徒？」回教領袖推動信徒為聖戰殉道，其鼓勵方法之一，是形容天堂裡面會有七十二個處女為殉道者提供無限的性樂，還有如河流般的美酒。劫機者只是預嚐天國的滋味。
不少為回教辯護的宗教學者，都遺下一些難以解釋的漏洞，例如前天主教修女嘉倫．岩士朗﹙Karen Armstrong﹚指出：回教先知穆罕默德以武力征服阿拉伯世界，是「以戰止戰」的做法。當時阿拉伯世界各部落互相攻伐、民不聊生，穆罕默德平服群雄，為阿拉伯世界帶來長久的和平、安定。可是，後來伊斯蘭大軍進攻西班牙和君士坦丁堡，這是侵略戰還是以戰止戰呢？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土耳其人對希臘裔人的「民族大清洗」，現在蘇丹回教徒屠殺境內的基督徒，又是否以戰止戰呢？
基督教恐怖主義
岩士朗又指出：採取殺戮手段的偏激份子並非只見於回教，基督教裡面也有極端主義者。可是，在基督教中，現代的例子數來數去就只有大衛教派、人民神殿教、上帝之軍……，在質與量方面都遠遜於回教恐怖份子。北愛爾蘭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之互相仇殺，是人們常用來支持任何宗教都會被誤用的例証，但在北愛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只是殺害對方，而沒有將與北愛衝突全無關係者捲入。
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一位回教婦女在接受電視訪問時說：「奧拉克荷馬州聯邦政府大樓被炸毀時，沒有人譴責基督教，為什麼現在因著九一一而譴責伊斯蘭教？」一位作者指出：發動兩次世界大戰者，是基督教國家。可是，奧拉克荷馬血案的元凶麥維克，並沒有聲稱自己所為是奉上帝之名，而威廉大帝、墨索里尼、希特拉發動戰爭，也沒有說是為了宗教理由。但是，現今的伊斯蘭恐怖活動，都是打著真主阿拉的旗幟。還有，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土耳其奧圖曼帝國是伊斯蘭教國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侵略亞洲的日本是神道教的國家，入侵波蘭與芬蘭的蘇聯，則是信奉無神論的共產主義國家。
回教統治者的寬容
哈家西作出這辯護：由第八世紀至十五世紀，回教徒統治下的西班牙，對猶太教和其他宗教都十分包容。反之，中世紀天主教卻設立異端裁判所、發動十字軍東征。雖然這是歷史事實，但是他仍然沒有直接回答問題。以下是一個在科學史和文化比較上常見的題目：「為什麼現代科學在西方萌芽、壯大，卻沒有在中國發展呢？」有些人說：中國在明代中葉之前，科技比西方進步，古代中國不是有宋應星的【天工開物】、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嗎？不消說，這種「白頭宮女話玄宗」、「王謝堂前燕」、「獨唱南朝舊曲」的態度，對問題之解決沒有多大幫助。
事實上，古代回教徒之寬容，或許有過度美化之嫌。奧圖伊域（Otto Helweg）博士在伊朗居住了十年，對阿拉伯古典文學、中東文化有深入研究，他指出在歷史中猶太教徒和基督徒在回教政權統治下生存，都要付上重大代價，他們不是被迫改信回教，就是繳交重稅。而埃及回教徒對基督徒之逼害、歧視，至今未止。在歷史中，回教徒亦曾經對猶太人進行過幾次屠殺或驅逐，納粹德國為識別猶太人而強制他們佩戴的大衛之星，正是源於回教國家。
著名宗教學者撒姆遜（Norbert Samuelson）教授指出：在九世紀時，在回教政權統治下的猶太農夫，因為被徵收重稅而無法立足，只有逐漸退出農業。其實，伊斯蘭政權對猶太人寬容，是因為他們認為猶太人沒有對自己構成威脅，可是對於有威脅者，回教政權絕不留情，例如幾乎同一時期，不少居住在敘利亞的基督徒都經商，但是後來回教政府禁止他們從事海上貿易。
恐怖份子只是一小撮人？
喬治亞城大學宗教系教授約翰．伊普斯都﹙John Esposito﹚強調，極端回教恐怖份子是伊斯蘭教裡面的少數，恐怖份子只是零星地出現在伊朗、伊拉克、蘇丹、埃及、敘利亞、利比亞、亞爾及利亞、車臣、沙地阿拉伯……等地方。可是，假若微軟公司說，只有少量的電腦蟲，出現在視窗九五、視窗九八、視窗新科技、視窗二千、SQL 伺服器、互聯網資訊伺服器、辦公室二千、Visual C++ 、Visual Basic、網路探險者……（名單過長，不能盡錄），微軟可以說服我微軟程式的整體結構沒有需要檢討的地方嗎？
伊普斯都只是舉出了亞洲非洲等國家的恐怖主義，事實上，即使在文明國家，回教組織比其他宗教組織在政治行動上遠為激烈。例如在美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黑人爭取平等權利，基督教的馬丁路德金牧師主張「非暴力革命」，亦即是採取和平方法爭取平權。在亞拉巴馬州蒙哥馬利市，當白人攻擊黑人時，馬丁路德金牧師呼籲黑人不要以暴易暴，他說：「愛你的仇敵，這是基督的道路，也是十字架的道路。」
但是回教徒領導的「伊斯蘭國」（Nation of Islam），卻毫不諱言要採取激烈行動，「伊斯蘭國」領袖之一的 Malcolm X 表示：他祇會對非暴力者用非暴力手段，言下之意，相信讀者會明白。可是，Malcolm X 自己卻成了暴力的犧牲品，他後來因為跟「伊斯蘭國」的最高領袖不睦而另起爐灶，最後被「伊斯蘭國」成員暗殺。可是，倘若我離開浸信會而加入宣道會，有誰會暗殺我呢？
即使是新一代的「伊斯蘭國」領袖，言論亦充滿偏見與仇恨，現今的「伊斯蘭國領袖」法里崗曾經捏造歷史詆譭猶太人，說他們在南北戰爭前是壓逼黑奴之元凶，又呼籲黑人永遠不要信任白人，因為白人壞到骨子裏，最近法里崗才開始收斂言論。
除了「伊斯蘭國」，在六十年代還有另一位言行激進的黑人民權領袖，其名字是布朗，布朗是黑豹黨成員，他批評馬丁路德金牧師的非暴力革命「太軟弱」，他明言：「暴力是必須的！」布朗言行一致，到處煽風點火，後來他加入伊斯蘭教，改名為阿拉民（Al-Amin），並且繼續跟司法當局發生衝突，最後還涉嫌槍殺警員。馬丁路德金的前助理安德烈．楊（Andrew Young）這樣評論阿拉民：「他是民權運動的悲劇，他以威嚇手段對付美國，但這是一個錯誤，他不應該恐嚇比自己強大的人。」
西方的壓逼？
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經常被引用為指控伊斯蘭教具有暴力傾向的理論，這有可能是誤引。其實，亨廷頓將恐怖主義追溯到現代政治問題上，在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出版的【新聞一周】，亨廷頓清楚地否認伊斯蘭教的本質是好戰，他說：「伊斯蘭戰爭時代的根源在於更普遍的原因，這些原因不包括伊斯蘭教義與信仰之本質。相反，基督教卻隨心所欲，利用其信仰來合理化戰爭或者和平，現代伊斯蘭戰爭的原因在於政治因素，而不是七世紀的宗教信條。」基督教是否隨心所欲去合理化和平或者戰爭，我暫且不談，我想將焦點放在回教聖戰之政治因素上。
談到政治問題，難免要提起西方強權與穆斯林世界之對立，十八、十九世紀，歐洲殖民主義席捲穆斯林世界，有人說中東、亞洲和非洲回教恐怖份子是反抗美國和西方壓迫，例如岩士朗說：「（雖然）西方不需要對回教極端主義負上全部責任……但十分肯定，西方人所為助長了極端主義的發展。」
可是，印尼回教徒殺害中國人、東帝汶人，菲律賓回教游擊隊綁架和殺害外國人與本地人，中國新彊獨立份子炸死無辜市民、克什米爾回教徒對印度進行恐怖攻擊、巴基斯坦回民攻擊基督徒……，與西方又有什麼關係呢？
看來，西方強權只是外在誘因，要有內在因素，才會出現恐怖主義，過去受白種人壓迫者，並不只限於穆斯林世界，但其他人並無訴諸恐怖主義。美國加里福尼亞州從前是墨西哥的土地，但後來被美利堅在戰爭中掠去，一位墨西哥人說得好：「從沒有墨西哥人在加州作自殺式炸彈攻擊！」從前南非白人移民對土著黑人實施種族隔離政策，黑人領袖曼杜拉雖然考慮過暴力革命，但曼杜拉能夠拋開被囚禁二十七年的仇恨、苦毒，爭取與白人和平共存，最後贏得諾貝爾和平獎。南非另一位反對種族隔離的黑人領袖杜圖主教（Bishop Desmond Tutu）亦主張和平革命，也同樣得到諾貝爾和平獎。
結語
美國是民族大熔爐，在美國多年，筆者有機會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回教徒，我感到驚訝：即使受過高深教育的伊斯蘭教徒，當中不少人的是非觀念卻與現代文明格格不入。例如文明國家都接受「兩國交鋒，不犯來使」，可是一位身為博士生的伊朗同學，卻認為一九七九年伊朗學生挾持美國大使館人質並無不妥；兩國開戰，原則上不應該傷害中立國，在一九九一年波斯灣戰爭時，伊拉克卻向以色列發射兩枚飛彈，一位來自中東的大學同學竟然支持這種行徑；印尼回教徒曾經多次排華，一位印尼裔美籍教授認為這是中國人的問題，因為他們沒有融入印尼社會，可是，難道沒有融入社會就理應被搶被殺嗎？一位孟加拉的同學，更大聲疾呼支持恐怖主義。而我認識一些跟回教徒打過交道的朋友，他們亦有類似經驗。這種重複出現的情況，是否需要深入分析其因由呢？
然而，質疑伊斯蘭教的教義是否會誤導人傾向暴力和非理性，並不表示我全盤否定伊斯蘭教，正如有些人認為佛教的出世思想，妨害經濟、科技發展，儒家的德治理想，導致人治而非法治的悲劇，從前基督教的屬世屬靈的二分法，令基督徒忽略社會關懷，這並非表示他們全然抹煞佛學、儒家、基督教的價值。
縱使伊斯蘭教文明與西方文明存在衝突，我也不是悲觀。在宗教改革之後，天主教與新教（基督教）曾經發生不少武力衝突，後來由武力衝突變成互相指罵，但是現在兩教派不但能和平共存，而且合作、對話、交流。而新教對天主教的衝擊，亦間接催化了天主教內部的改革。可是，在西方與伊斯蘭兩大文明和平對話的渠道之間，混亂的是非觀、排他態度、恐怖主義等，都是嚴重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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