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7日星期一

索羅斯基金會與“顔色革命”

索羅斯基金會與“顔色革命”
作者:王夢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6-27

【内容提要】近年來,随着經濟全球化的不斷發展,國際非政府組織得到了迅速發展,越來越多地參與到國際政治的各項活動中,其作用及影響也越來越引人注目。索羅斯基金會是活躍在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國際非政府組織中的重要一員。21世紀初,原蘇聯加盟共和國格魯吉亞、烏克蘭、吉爾吉斯斯坦等國相繼發生了所謂的“顔色革命”,索羅斯基金會便參與其中。本文希望通過對索羅斯基金會在這些國家内部所進行的各項活動的考察以探究索羅斯基金會這一國際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特點及其所發揮的作用。

21世紀初,幾個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發生了一系列以和平、非暴力手段而實現政權更叠的“顔色革命”。在這些事件發生前後均能看到索羅斯基金會這一國際非政府組織的身影。本文希望通過對索羅斯基金會在這些國家内部所進行的各項活動的考察以探究其活動特點及其所發揮的作用。

一 索羅斯基金會

索羅斯基金會由金融家索羅斯創辦于20世紀70年代。在過去的30年中,索羅斯基金會已發展成爲涉及歐、亞、非和南北美洲60多個國家在内的索羅斯基金會網絡。索羅斯基金會網絡主要由兩大部分組成:32個全國性基金會和衆多的網絡計劃。全國性基金會又被稱爲開放社會研究所,是索羅斯基金會設在特定國家并在當地開展工作的自治機構,主要設在中東歐和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網絡計劃主要在一個區域内或整個網絡範圍内的特定問題領域從事各項活動,涉及包括藝術文化、經濟改革、教育、信息、法律改革、公共健康及婦女權利在内的一系列問題,由開放社會研究所--布達佩斯和在紐約的開放社會研究所總部管理并和各個全國性基金會一起合作執行。每個全國性基金會的理事會根據所在國家的社會、政治和經濟條件來制定這些網絡計劃在所在國的執行策略以及對所有計劃成效進行評估。索羅斯基金會網絡還分别在布魯塞爾、布達佩斯、紐約、巴黎和華盛頓設立了辦事處,這些辦事處爲各個全國性基金會提供行政、資金和技術上的支持,同時也開展一些獨立的項目。

這一基金會活動宗旨是在世界範圍内緻力于“開放社會”的建設。“開放社會”這一概念最早源于亨利•伯格森的《道德和宗教的兩個來源》,卡爾•波普爾在其《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中将這一概念演化爲一種“批判的理性主義”。波普爾認爲“社會主義理想與個人自由水火不容”,将創建“開放社會”視爲以言論自由和多元主義爲前提的“零星社會工程”。因此索羅斯基金會在推行各項活動時不可避免地帶有明顯的西方價值取向:在努力提高目标國的教育文化水平時,向當地青年們傳播反現行社會制度的意識形态;索羅斯基金會資助當地獨立媒體的建設,但卻對這些國家反對黨的電台、報刊、電視台情有獨鍾。更有輿論認爲,所謂的“開放社會”隻是一種招牌,其真實的目的是向那些“不夠民主”的國家輸出美國的意識形态和價值觀,掀起“民主浪潮”,并通過基金會深入實地的活動,獲取第一手資料,使其金融投資更加審慎和有效。

二 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及其特點

索羅斯基金會在創立之初即将在世界範圍内緻力于将“封閉社會”發展成爲“開放社會”作爲其活動目标。索羅斯本人極大地繼承了波普爾的哲學思想并将其貫穿于索羅斯基金會的各項活動中。

首先,索羅斯繼承了波普爾的思想,認爲“開放社會”需要建立在民主和法制的基礎上,是一個以市場爲導向自由、法治的社會。當地政府及公共服務改革計劃就是索羅斯基金會在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國内制定的衆多計劃中的一項。這一計劃不僅創立了實力雄厚的研究網絡以向當地政府機構提供高質量的培訓工作,還支持圍繞法制改革、反腐敗、決策制定中的公共參與、公共服務等當地政府問題的深層研究,向當地政府轉型提供技術支持和咨詢,同時資助當地政策中心和智囊團的發展,其目的就是創建更強、更有效的可以參與到當地政策制定中去的社團。索羅斯認爲隻有完全實現自由市場經濟,這個國家才可以充分獲得民主。因此,其推行的經濟與商業發展計劃已成爲這些國家經濟發展的重要催化劑,并加速了當地傳統經濟所發生的結構性變化。

第二,索羅斯基金推行多年的思想庫基金就是在中東歐、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内打造一個獨立的政策中心,即通過識别和分析政府各項政策來加強這些國家的民主化進程;監督政府政策制定過程;在政策制定過程中與當地政府進行協商并倡導當地公衆表達意見與建議從而影響政府政策的制定。其最終目标就是這些國家實現“包容性政策改變”,也就是将這些國家的政策制定過程轉變成一個所謂的公開、透明及反映公衆利益的過程。這一計劃除了對能夠在這些國家内煽動公衆情緒與引發全民讨論的組織與問題給予大量的資金援助和關注之外,還對這些國家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培養相關專家從而能夠引導當地民衆對政府的政策制定進行讨論,确保其對政府政策制定的影響最大化。思想庫基金每年還會資助超過十名來自包括烏克蘭、格魯吉亞在内的中東歐、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中有才能的青年研究員在中東歐最重要的智囊團裏進行三個月以上的學習研究,以不斷培養有意願、有能力影響社會公共生活的年輕一代,爲“開放社會”這一目标的實現添磚加瓦。

第三,索羅斯相信,開放社會是一個物質、資金、人員和信息自由流通的社會,自由、多元媒體的發展是一個社會民主化進程的前提條件。因此,索羅斯基金會所推行的大衆傳媒發展計劃就是爲了提升這些國家的包括電視台、廣播、報紙、廣播網、通訊社以及出版社等所有的傳媒業的獨立性和專業性。這一計劃對傳播“開放社會”價值觀念的媒體出版物的發行給予支持,對違背新聞自由相關原則的行爲進行監督和反擊。還對這些國家整體的傳媒體制發起進攻,除了建立了許多如新聞理事會、新聞訴訟委員會等媒體自我管理機制外,還積極促進這些國家媒體所有權的變更,打破當地政府對媒體的壟斷地位,從而實現媒體所有權多元化的政策轉變,爲社會上不同的觀點和意見得以傳播創造制度性條件。除此之外,還特别爲那些反對黨的媒體出版物和記者提供資金和培訓并支持當地獨立媒體工會的建立、加強廣播頻率的可準人性。2003年,該計劃更是拉入50多家非政府組織在烏克蘭形成了一個新的公衆委員會,以幫助非政府組織參與到電視和廣播播放的民主法律的發展中,從而使當地媒體最大化的爲其所用。

從上我們可以看出,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具有自身一貫的特點。首先,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具有長期性。“1990年在烏克蘭創建了國際複興基金會,活動不斷;1993年進入吉爾吉斯坦,影響迅速擴大;1994年進軍格魯吉亞,目前除在首都第比利斯設有’國際索羅斯科教計劃‘中心等四大機構外,還在全國四個地方設有分支機構”。索羅斯基金會每年都會發布年度工作報告,結束成效不佳或目标任務已基本完成的項目,同時根據所在目标國的實際情況設立新的活動計劃。索羅斯基金會在這些國家活動周期之長還可以以此窺見一斑:烏克蘭“橙色革命”的領軍人物尤先科曾是索羅斯基金會在烏克蘭的董事會成員;而格魯吉亞在革命後新成立的内閣成員中更是有1/5(共4名)曾在索羅斯基金會工作過。第二,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具有很強的隐蔽性。索羅斯曾在回憶錄裏這樣說道:“革命”不應該被引向防禦工事,不應該在街道上,而應該在平民的思想裏。索羅斯基金會鑒于這些國家大部分民衆生活都比較困難,因此從關系到普通民衆日常生活的衛生、文化、教育爲突破口迅速擴大影響。通過這些援助計劃,索羅斯基金會爲自己奠定了良好的群衆基礎,赢得了群衆的信任,從而更利于其向當地民衆灌輸西方的民主價值觀。此外,索羅斯基金會還對目标國政府的腐敗、官僚行爲進行無情的揭露,以影響民衆的心理,導緻時任政府逐漸失去民心。于是,索羅斯基金會就在看似與政權變更無直接聯系的各項活動計劃中,既隐蔽又富有成效地動搖了時任政府的統治根基,爲最後這些國家的“顔色革命”的發生奠定了良好的社會基礎。第三,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受到共同哲學思想的支撐。開放社會研究所首長阿萊•奈爾曾發表過以“不斷的改變,不曾改變的目标”爲題的演說,其主旨就是表明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計劃項目是不斷變化的,但其活動宗旨卻是萬變不離其宗。

三 索羅斯基金會所發揮的作用

通過對以上索羅斯基金會在這些國家所進行的各項活動的考察,可以将索羅斯基金會所起作用歸納爲三個方面。

1.說服
索羅斯基金會所做的說服工作潛移默化、貫穿始末。索羅斯基金會除了在這些國家全面開展強化民主、增強法制建設、資助獨立傳媒的創建等工作外,還十分注意這些國家青少年的教育事業。在索羅斯基金會大力宣傳和有意渲染下成長起來的一代看到的不是自己國家已經發生的進步,也不理解社會轉型時期矛盾發生的必然性,而隻是一味關注與他們理想的民主政體的巨大差距,最終在“顔色革命”中沖鋒陷陣,舉起了反政府的旗幟。

2.監督
每年索羅斯基金會的工作報告都會對所謂的影響民主化進程的事件進行評論,還會對這些國家一年内的各項民主化、法制、人權等建設進行評估并根據這些工作帶來的監督結果對下一年的工作做出調整。“顔色革命”中,索羅斯基金會更密切關注這些國家國内各種動态信息,及時利用新聞媒體、網絡等各種傳播手段對當政政府的黑幕和選舉過程中的任何舞弊行爲進行揭露;還對當地居民就有關如何做理性選舉人進行培訓,以便對整個選舉過程進行全方位的監督。索羅斯基金會還會推出針對選舉工作的專項監督計劃,如烏克蘭全民監督委員會就是由國際複興基金會和許多國家的大使館爲保證烏克蘭的選舉結果不被歪曲而進行的一項聯合舉措。

3.施壓
索羅斯基金會通常對目标國進行兩方面的施壓。一方面,作爲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索羅斯基金會大打公益牌,獲得民衆的信任與好感,再利用公民大衆的力量向當地政府施壓。如今,“國家形象”對于一個國家來講不僅僅是一個主觀評價,更重要的是涉及這個國家在國際政治中的合法性問題。索羅斯基金會網絡具有極強的滲透力,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将發生在這些國家内部的事件國際化。當地政府隻要做出任何有悖于公約和承諾的行爲,索羅斯基金會就會馬上揭露政府的言行不一,在國際上制造輿論責難,從而向這些國家施壓以迫使其遵守承諾或改變政策。索羅斯基金會還借助物質杠杆進行施壓。“顔色革命”發生國無論在經濟建設,還是在社會制度等各方面發展都比較滞後、不夠成熟,都存在各式各樣的問題,需要借助外界的援助來達到恢複本國經濟的目标。在“不對稱性的相互依賴”中,“依賴性較小的行爲體常常将相互依賴作爲一種權力來源,在某問題上讨價還價甚至借之影響其他問題。”索羅斯基金會在爲這些國家的教育、衛生、人民生活等多方面提供大量的經濟、人力等物質援助時,将其與所關注的問題挂鈎,迫使這些國家政府以索羅斯基金會所設立的目标進行社會改革,從而爲索羅斯基金會的活動創造更有利的社會環境。
總體來講,索羅斯基金會在這些國家所進行的各項活動,在一定程度上幫助其進行了必要的法律建設,爲當地自由獨立媒體的發展開啓了道路,并對這些國家的教育、衛生等民生項目進行投資,滿足了一些民衆的基本生活需要。但無可置疑的是,索羅斯基金會所推行的價值體系是一套純粹的西方價值觀,并且在推行過程中由于沒有做到因地制宜、生搬硬套,從而也給這些國家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因此這些國家所建立起的民主體制看起來有些不倫不類,從而造成這些國家社會混亂,動蕩不斷。我們不禁要問,索羅斯基金會的目的到底何在?僅僅出于公益嗎?事實并非如此。一方面,基金會的創建可以使得索羅斯在美國免于稅收。美國稅法第501款概括了25種符合免稅條件的非政府組織類型,索羅斯基金會就在免稅範圍之内。索羅斯本人就曾坦言:“創設這個基金會,動機基本上是自私自利,慈善信托是很有意思的避稅花招,你把财産交給信托,然後每年提撥一部分的金額到慈善信托。經過若幹年的提撥後,本金可以留給自己的後代,不必繳遺産稅或贈與稅,所以這是我爲小孩設立的信托。”另一方面,這些國家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重要,又多爲石油、天然氣等能源出産國,向來是美國戰略部署的重要一環,而向外輸出民主更是美國外交的一大特色,這一點上,索羅斯基金會與美國政府可謂異曲同工,不謀而合。因此索羅斯基金會自身遍及全球的網絡系統又可以爲美國提供現成的平台,自然成爲美國政府向這些國家輸出民主的首選借助對象。1993年至2003年,美國用于幫助獨聯體國家進行“民主改革”的專項援助就有90億美元,其中提供給各國中央政府的援助不足1/4,而3/4以上都是提供給這些國家的私有企業以及非政府組織、獨立媒體等民間機構的。

四 小結

如今,有越來越多的像索羅斯基金會一樣的國際非政府組織在全球範圍内招募自己的支持者,并将自身發展成相互聯系、相互支持的全球網絡組織,活躍在國際政治舞台的各個角落。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所體現社會公益性可以彌補國家行爲體以本國利益爲第一位而可能造成的國與國之間關系緊張的不足;還可以憑借其豐富的人力資源及技術優勢組建相關國際網絡,結成廣泛聯盟,獲取更爲準确有效的第一手資料信息,通過呼籲、宣傳和辯論等各種形式體現世界各國民衆的願望,反映他們的意願和要求,促進共同目标的實現,以解決國家行爲體在處理全球問題上功能失靈的問題。同時,這些國際非政府組織自身的非官方性也使其活動具有國家政府不可比拟的靈活性,能夠更好地緩解政府間存在的誤解緊張狀态,加強交流,增進理解,從而促進國家間的協調與合作。國際非政府組織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國家權力被壟斷濫用,制約一國政府的決策更加民主化和理性化。因此,我們要加強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重視,完善對國際非政府組織的管理規範,不斷拓展與國際非政府組織的關系,強化與各類國際非政府之間的互動。另一方面,我們也要警惕某些西方國家利用一些國際非政府組織對我國進行外交政策輸出,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企圖。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382期,摘自2011年第3期《俄羅斯中亞東歐研究》)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20/201106/244468.html

全球主義者索羅斯:“美國應由一世界政府取代,伴隨著聯合國規則的全球性貨幣“

(英鏈) 布列頓森林 II - 人類的最後奴役 - 極權主義的集體主義

新的索羅斯投資基金從奧巴馬的'綠色議程'取利

索羅斯兜售中國作為新世界秩序大哥

喬治索羅斯:傀儡話事人

沒有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