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售美國國債 收購美國在華涉及重要經濟領域的投資
作者:博采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5
兩年前,在金融風暴登陸中國時,廣東首當其沖。汪洋審時度勢,提出順勢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不然“該活的活不好,該死的死不了”。但主管經濟的領導飛抵廣東,以1000多萬農民工失去工作,要維護社會穩定,甚至以“救美國就是救中國”爲由,扭轉了這一勢頭。
這一時期,“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對外經濟貿易大學金融學院院長 丁志傑 教授,從人民币彙率問題入手,記載了中美兩國的争鋒:在人民币彙率問題上,讨論者把爲什麽這麽做、應該怎麽做、可能會怎麽做混爲一談,結果造成了混亂,甚至害人害己。對外國人要講我們爲什麽這麽做,對政府要講我們應該怎麽做,對市場要講可能會怎麽做。過去的經驗表明,因爲彙率在其他方面對美國讓步,毫無益處,反而讓美國愈發緊逼。因此,彙率問題可以談,但不能和其它問題攪在一起。
在彙率問題上,我們要防止衆口铄金,避免陷入孤家寡人境地:如果所有人都說你錯了,那你要反思真的什麽地方錯了,即使你沒有錯,也要做出必要的妥協和調整。
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的兩點感想:一、彙率隻是幌子,美國真正需要的是中國的市場開放;二、美方前期工作更細緻,廣泛聽取所謂在華美資企業的意見,中方提出的要求原則性居多,很多都是美國人自己本來就要做的。
如果說30年前,是過于封閉讓中國經濟增長停滞不前的話,那麽30年後的今天,卻是過度開放和缺乏保護讓中國難以從不可持續的 “增長陷阱”走出來,無法走上産業升級和獨立創新之路。
持與汪洋、丁志傑同樣觀點的美國摩根大通銀行副總裁黃樹東在2010年4月接受了《董事會》雜志記者的專訪。黃樹東認爲:中國必須丢掉幻想和妄自菲薄,徹底放棄缺乏保護,過度開放的思路,調整出口導向戰略,将更大的注意力放在内向結構調整和内需發展上,走自強不息和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20世紀70年代至今,新自由主義和全球化在美國的多方推動下成了統治世界的意識形态。美國理想的世界模型是一個金融貿易自由開放的世界體系,資本貨物要素能在國際間自由流動。在那個世界體系裏,民族國家對自己經濟的保護,各國政府對經濟的幹預,經濟中公共産業的成分都将被壓縮到最低限度。而美國在其間起主導作用,其金融體系作爲世界金融體系的中心在制造财富分配财富的過程中起支配作用。在這個體系裏,國際分工有一個巨大的特點,那就是發展中國家向美國出口資源貨物和服務,而美國則向世界各國出口美元、金融産品,以及不影響美國安全與競争力的低技術。美國通過玩弄金融手段,把全世界的産品和财富吸來爲己所用。
美國爲了走出這次經濟危機,爲了避免長期的停滞,必然選擇保護主義和美元貶值。而受到保護主義打擊最大的就是對美國依賴最深的國家和經濟體,受美元貶值損失最大的就是擁有美元儲備最多的國家。而這兩種情況都集中于中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提出要實現國際經濟的“平衡”,實際上就是對中國宣戰,意味着美國将對中國實施他們20世紀90年代初曾對日本實施過的經濟戰争。
在推行出口導向戰略的經濟體内,出口增長和内需發展進行着激烈的資源競争。出口導向把經濟資源從發展中國家導流出去,形成漫長的大規模的經濟資源流失。在有些國家,由于政府推動偏好出口增長的政策,出口産業在這種競争中占據優勢,内部發展往往在競争中失敗。在出口高速增長的陰影下,内部發展得不到足夠陽光。結果,出口的增長遠遠高于GDP的增長,越來越多的經濟資源被出口産業占據,并在政策上享有越來越大的優惠(如出口退稅等),越來越多的産出爲别人的市場所控制,越來越大的經濟份額因别人的需求而存在,而内部發展獲得的資源份額越來越小,最終陷入出口過度增長與内部發展嚴重不足的惡性循環。跑在别人市場軌道上的出口産業,已經不再是自己國家經濟發展的引擎,而是以内向發展爲代價的流失。而當出口導向産業主要是建立在“來料加工”基礎上的“世界産業鏈底端”時,這種發展抑制就更加嚴重。比如世界計算機産業,跨國公司處于産業鏈的頂部,控制着開發、核心技術、核心部件、産業發展方向和專利等,中國實施裝配,成爲依賴廉價勞動力進行簡單裝配的基地。中國裝配的計算機越多,微軟等跨國公司越強大,核心技術越發展,而中國處于産業鏈底端的位置便越被固化,中國科技産業的創新發展便越被抑制,中國内部産業鏈越發扁平化,産業升級更加無望。
反思中國三十多年來,不是開放少了,而是保護少了,是逐步放棄保護的過度開放。中國開放三十多年,能開放的幾乎都開放了,或者即将被開放。中國在出口導向政策引導下,建立了兩萬六千億美元的外彙儲備。然而中國市場的開放卻沒有爲中國引入了核心技術,也不能用巨額的外彙儲備買到核心技術。在所有開放的領域,中國曾經建立的自有技術幾乎全面喪失。中國要崛起,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隻要中國走“以内爲主”的發展道路,把政策優惠更多的給予内需産業上,就能正确處理收入分配和貧富懸殊問題,改善收入分配體制,使大多數老百姓能分享經濟增長成果,手中有錢花。那麽,中國十幾億人口足以給中國經濟的内向發展提供充分的市場容量,被解放了的廣大的國内市場,将極大地推動中國經濟的發展,從而有利于中國社會的所有階層。
美國政府和智囊在許多文件中明白無誤地指出,要把中國納入到保障美國利益的格局裏。要把中國納入這樣一個經濟框架中,必須做到三點。第一使中國經濟依賴美國,至少是依賴美國市場;第二,必須使中國經濟走上低技術水平擴張的道路;第三,必須在金融上控制中國。美國對任何一個可能成爲競争對手的國家都從不手軟。日本是美國的盟國,美國對日的打擊和扼殺尚且毫不手軟,對中國這樣共産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又怎麽可能不痛下殺手?爲了達成這一戰略目的,美國做了四件事:1.在中國入世文件中,迫使中國承諾開放銀行,金融和資本市場;2.作爲交換,美國開放了自己的低端市場,通過市場力量将中國經濟引導到低水平擴展的軌道上;3.通過中國承諾的産業開放打擊乃至摧毀中國的自主技術;4.嚴格限制具有競争力的技術向中國的轉移,完善對中國的技術封鎖。隻要觀察一下美國對中國經濟政策的走向,就會看出,美國對中國經濟遏制的重點從産品市場到技術知識産權,從金融體系到經濟體制的軌迹。而逼迫中國金融體系的開放和經濟體制、政治體制的改革是美國對華政策的重點。
美國通過三個步驟,實現了“市場換财富”的戰略:一是開放美國低端市場;二是通過官方和金融手段将赤字美元循環回美國;三是讓中國持有的巨額美元儲備沉澱下去,使其失去經濟價值。對于中國手中持有的美國國債,美國政府的态度十分明顯:永遠不會從中國手中贖回這些債券。中國将隻能用新債券換舊債券。從這個意義上講,中國的1萬億美元美國國債隻是一個會計符号,根本沒有經濟價值。失去流通性的不僅是1萬億美債,還有5000億美元的美國“兩房”債券。當一個國家持有的美債數額太大時,此國就很難把美債變現了,因爲它一賣,美債的價格就會塌陷,由于中國永遠無法兌現這萬億美債,所以它基本已失去經濟意義。而中國由于有大約1.5萬億美元的資産不能全額流通,不能收回來變成國内投資,中國的發展就被嚴重抑制。而中國的萬億美元資産,隻能被美國通過通貨膨脹和美元貶值等手段逐漸失去購買力。
據2010年 3月14日 溫家寶在第十一屆全國人大閉幕後接見中外記者時引用的數據,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占中國出口總構成的60%。引進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創彙”到2010年2月底就達到1.6萬億美元,占中國外彙儲備的三分之二。毫無疑問,引進外資和外商投資企業出口是中國在美元陷阱裏越陷越深的罪魁禍首:一方面,我國大量引進外資,這些外資在變成美元儲備後就不斷貶值,在理論上說,這些美元外彙儲備在未來将變得一文不值,而外資企業卻在中國每年賺取高達25%的利潤。另一方面,美國跨國公司收購中國企業的資金也來自中國人民自己的血汗錢。美國不允許中國出口廉價商品辛苦掙來的美元購買美國高科技産品,更不允許收購美國企業,因此中國大量的外彙儲備不得不被迫購買美國國債。然後,美國把通過發行給中國的美國國債籌集到的資金低息貸給跨國公司,而跨國公司再轉手使用這些資金大肆收購中國企業并進而控制中國産業特别是高端産業,這無異于中國人通過美國财政部把自己的血汗錢無償地交給美國跨國公司,從而使用自己的血汗錢達到自虐性的“自我剝奪”的目的。此外,引進外資也是推動人民币升值的重要因素之一,引進外資越多,人民币升值的壓力也就越大,破産倒閉的本土出口企業也就越來越多,這就等于通過引進外國直接投資來摧垮自己的民族企業。
很明顯,停止引進外資并回購外資企業是中國“避免進一步落入美元陷阱,并盡量減少已有外彙存量可能發生損失”的最根本辦法,從根本上杜絕國家外彙管理局精英們飛蛾撲火般地使用外彙儲備爲美國、歐盟和日本經濟危機買單的昏庸賣國的做法。
新世紀伊始,黨中央就已經意識到目前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所存在的嚴重問題,相繼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城鄉統籌、創新型國家、環境友好和節約型社會的戰略思想。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又正式提出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戰略布局。國際金融和經濟危機爆發後,胡錦濤又多次強調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但是,目前的中國經濟學界由于受到新自由主義思維模式的嚴重限制,難以對損害中國國家利益的自由貿易、加入全球産業價值鏈、引進外國直接投資和出口導向型經濟進行深刻反思。然而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刻不容緩”。越早一點重走保護主義的内向型經濟發展道路,中國經濟就多一點主動權;越是拖延,中國經濟所積累的内外部矛盾就越發難以收拾。
中國政府必須徹底清除放棄保護過度開放的經濟殖民地思想,在紐約證交所抛售美國國債的同時,收購美國在華涉及重要經濟領域的投資。把那些控制了我國國内産業價值鏈的,以及在行業中處于骨幹地位的外資企業、資源行業的外資企業以及阻礙民族企業自主創新的外資企業全部收歸國有。在收歸國有後,一部分保留爲國企,大部分拍賣給民營企業。拉丁美洲在20世紀60年代曾展開過外資企業國有化運動,我們應該比拉丁美洲做的更徹底,更具備法律依據。把外資企業在中國的地位降低爲“拾遺補缺”的地位,這種地位實際上就是美國、日本和歐洲國家能夠允許華人企業在其所在國僅有的地位,也就是他們所說的“國民待遇”“國際慣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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