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今天在亞洲的一個國際都會，卻反其道而行，用盡謀略去殲滅發出自由之聲的年輕人，指責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老師，刪減鼓勵分析判斷的學科，務要泡製滿堂聽命掌權者的少年。何解為惡法而狠下心去摧毀一代代孩子的稚心，以堅立獨裁的醜惡政權？前車可鑑！！
聽命掌權者的少年 (一)
成年人常批評年輕人為短視、反叛、衝動，認為他們若聽命政權而行，必能造福人群，社會亨昌。
是這樣嗎？不論在中、外歷史，絕對服從掌權者的少年人對社會産生的禍害多還是福澤多？
試看亞洲一文明古國，年輕人在軍閥時代曾力抗政權的喪權辱國，掀起追求民主（德先生）、科學（賽先生）的浪潮（外國勢力？），卻成為史上留名的學生運動。反之，當國家再落入統一獨裁政權時，年青人誓言效忠國家主席，不愛爸媽只愛國家，到處抽鬥主席的敵人，卻造成民族空前的酷劫達十年之久，留下的烙印長久侵蝕著受害者甚至加害者的心靈。
再看德國納粹時代希特勒一手打造的納粹少年團（Hitler Youth），它鼓吹的服從、愛國、犧牲的精神，又有何不妥呢？這不也是刻下亞洲一個國際都會希冀少年人所具備的「德行」麼？事實上，在納粹德國時代，不少父母覺得孩子參加了納粹少年團更懂得紀律，又有人生目標。一位美國記者初期的觀察，也認為這少年團令街上減少了閒蕩的問題青年。
然而，支撐著這少年團所祟尚的愛國主義、絕對聽命當權者的背後，其實就是令少年人放棄個人獨立思想，淹沒了從宗教、家庭所孕育的道德觀、是非之心，以希特勒的「真理」取代之。逐漸，這少年團的成員開始成為政府的監察工具，不但在學校、鄰舍搜刮異見份子，甚至告發父母，襲擊教區的神父、牧師。
怎樣才可以令這些少年人義無反顧的追隨獨裁者呢？其中最徹底的方法，亦是世上所有強權皆會全部著力的，就是教育的重塑。納粹政權不但改寫了學校課程，還大量焚燒非政府容忍的書籍，國民只可收聽本國的廣播（偷聽外國電台是死罪），教會學校受到嚴密監察，教師必定要參加國家的教員同盟（National Socialist Teachers Alliance）宣傳納粹教義，而少年團反成為在班房中最直接監控老師的武器，隨時都可以告發。
或者，你覺得這是極端的例子，可是，世上不少強權的建立，皆從年輕人著手，只要磨滅他們的獨立思想，變成政府的贊成機器，便可造成一代代馬首是瞻的「新人類」，成為堅立政權的基石。亞洲古國的顏色衞兵、納粹的少年團，莫不如是，但是，斷送的，正是這批平輕人的前途、心靈，甚至性命，然而，當在上者目的達到後，必將他們棄之若履，國家卻損失了一代的少年心。
亞洲一個國際都會正朝著這個單一方向進發，欲厲行國民教育，鼓吹愛國主義，然而，年輕人卻力拒作愚民，對惡法絕不容忍，發聲上街，震撼了對政治冷漠的成年人。他們映照的赤情、關懷都會之心、扶持同行者「一個不能少」之愛，即使要付出下獄、生命的代價，這也就是掌權者最懼怕的個人良知之啟動。
在納粹德國一對拒絕接受當局謊言的兄妹 (Hans and Sophie Scholl)，到處派發傳單，被捕後判處了死刑即時執行。哥哥早在行動前就向朋友表白：「生活已成為常存的危險，但是這危險是我個人的抉擇，我必須向這終點自由地邁進，不受任何捆綁。」妹妹在被判刑後説：「我的死亡若能喚醒千萬人起而反抗，死又何足惜呢？」
不幸地，他們的仗義犧牲卻被當時的人唾罵為叛國者，不守國家法律的人。今天，若然我們也冷血地否定年輕人的以身成仁為無知、為暴徒，那麼，是否我們個人的良知因要享受「收成期」而湮滅了，像納粹德國的成年人般視年輕人為國家的敵人，必誅之而後快？
歷史已告訴我們少年人盲從政府的危險，以及他們抵抗依從惡法反被滅絕的可怖，很多成年人事實上比沒有包袱的年輕人更是極權的推手！
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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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命掌權者的少年（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納粹政權下的少年團（Hitler Youth）被盟軍強迫觀看希特勒暴行的紀錄片（如圖示），很多因無法忍受眼前所見而飲泣哀哭 。 不過，當時也有不少年輕人拒絕相信發生了的事，認為是盟軍捏造出來的偽證。
在獲得美國最佳青少年讀物獎 (Newberry Honor) 的Hitler Youth: Growing Up in Hitler’s Shadow一書中， 作者Susan Campbell Bartoletti聚焦希特勒掌權下的少年生活心態，讓現今的年輕人可以一窺極端愛國主義和盲從領袖的可怕結局。
其實歷史曾出現過不少野心家，常常利用少年人的熱情、冒險、叛逆、衝勁和純真的心，去達成自己的奪權或獨裁計劃。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成為戰敗國後，全國陷入政治及經濟的困局，特別是年輕人更覺前途一片漆黑暗澹。希特勒便看凖了少年人的灰心失望，可以讓他駕馭成為政治工具。
希特勒招聚青少年加入納粹少年團， 聲稱只要對他效忠，德國便復興有望，並強調為國犧牲和絕對服從的精神，且煽動年輕人告發有異見的父母、師長和牧者。
可幸，在德國戰敗後，盟軍眼看這些少年人在希特勒的謊言教育下受洗腦十二年之久，遂展開「去納粹化」的各樣措施，包括要少年團親臨屠殺現場，察看一車車滿廂站著擠死的骸骨，及成行成列被煤氣毒死再火化的骨灰盒。此外，盟軍亦在戰後德國重建民主制度，恢復言論自由，傳媒不再是歌頌政府的傳聲筒， 愛國主義的課程也從學校剔除，並鼓勵老師要栽培學生的獨立思考。
然而，很多少年團的成員起初仍堅決否認他們所敬愛的元首之暴行，及至多年的反思後，他們的人性良知才漸漸重返心中。
一位名叫Melita Maschmann的女孩在戰後堅稱，所作所為都是愛國愛民。不過多年後，她終於領悟到，若果愛國愛家的行為是建築在其他人的痛苦和生命上，這些所謂犧牲與奉獻又有何所值？
一名盡忠應戰的少年團軍人 Henry Metelmann 憶述，當他藏在德國戰壕仰望威力無比的美國坦克車在他頭上經過時，那種懼怕和挫敗，豈不是等同當日蘇聯人民看着他，威武地駕着先進的德國坦克車長驅直入蘇聯國土，那種國破家亡之痛？
不過，即使事隔多年後了解到真相，然而長期的思想控制、強國夢的破㓕、戰俘的痛苦生涯，在這些根本未成年的孩子心靈所造成的傷害卻無以彌補。
被蘇聯拘禁為戰俘的 Karl Schnibbe，縱使在1949年獲釋返國，但他所受的心靈創傷無法平伏，自覺已不能再站起來了。一天在教會的聖樂中，卻得到聖靈的洗滌，神將他從過去經歷的傷痛中釋放出來，他尋回以為已失去的人性尊嚴，重新與神緊緊地連結，昂首再踏人生路，並且努力將納粹狂魔在徳國的罪行公諸於世，出版成書及參與紀錄片製作。
然而，今天在亞洲的一個國際都會，卻反其道而行，用盡謀略去殲滅發出自由之聲的年輕人，指責培養學生獨立思考的老師，刪減鼓勵分析判斷的學科，務要泡製滿堂聽命掌權者的少年。何解為惡法而狠下心去摧毀一代代孩子的稚心，以堅立獨裁的醜惡政權？前車可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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