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鴻兵新作《貨币戰争3·金融高邊疆》節選:紅色中央銀行
作者:宋鴻兵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1-1-7
第四章 紅色中央銀行
章節題目:
毛澤民的金融“空城計”
巴黎公社,守着金飯碗挨餓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
紅色貨币的誕生
人民的貨币,爲人民服務
貿易“特區”和EPDqK:[1]
蘇區“央企”
錢袋子支持槍杆子
“扁擔中央銀行”和13天的“紅軍票”
本章導讀
打完土豪分完田,往後的日子怎麽辦?
反“圍剿”,要花錢,紅軍沒錢怎麽反?
沒有金,缺少銀,蘇區的貨币怎麽行?
柴米油鹽醬醋茶,紅色貨币能當家?
紅色根據地能夠生存和發展,除了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因素外,金融也起到了相當關鍵的作用。無論是反“圍剿”的戰争、中央蘇區政權的運作,還是當地人民的生活與生産,以及市場貿易的開展,都離不開貨币。
蘇區政府很早就意識到了貨币與銀行的重要性,并在1932年創建了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它在成立之初,僅有5名員工,最多時也不過14人。這些人并沒有高學曆,也談不上太多的銀行經驗,對中央銀行的運作更是兩眼一抹黑。更糟糕的是,它連啓動資金都缺乏。除此之外,要發行貨币,沒有專用紙,沒有設計圖,沒有油墨,沒有防僞,一切都要自己動手解決。不懂金庫記賬,不懂銀行會計,不懂彙票貼現,不懂公債發行,他們是在零起點上、在實踐中穩步成長起來的。
統一财政,發展貿易,活躍市場,他們在三年中,迅速成熟。紅色中央銀行爲反“圍剿”戰争的勝利,爲蘇區政權的鞏固,爲人民生活的改善,爲市場貿易的繁榮,立下了汗馬功勞!
毛澤民的金融“空城計”
1933年的一天,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國家銀行行長毛澤民,剛從外地回到瑞金的辦公室,正準備查看賬目,會計科長曹菊如匆匆闖了進來,焦急地說:“毛行長,最近有不少老鄉來用紙币兌換現洋。金庫裏的現洋少了一半,我看要出問題,你趕緊想個法子吧!”
毛澤民一聽,連忙向銀行的營業廳趕去。營業廳外面排起了長隊,擠進營業廳一看,廳裏擠滿了等候兌換的人群,大家議論紛紛,情緒激動。有人大聲嚷嚷:“現在做生意的隻收現洋,不收紙币,我要換現洋!”有人接話說:“是啊,現在紙币快成廢紙了,留着有什麽用?”
毛澤民皺着眉頭一言不發,轉身出了大廳。他在瑞金縣城的大街小巷轉了一圈,果真看見一些日用品商店、布店和鹽攤插着“隻收現洋”的牌子。毛澤民意識到他最擔心的擠兌現象終于發生了!
他急急忙忙趕回财政部,向部長鄧子恢彙報,并同時找來剛上任的外貿總局局長錢之光一塊兒商量。
毛澤民說:“銀行最忌諱的就是擠兌,最近我隐隐約約有預感,但沒想到來得這麽快。第三次反”圍剿“後,國民黨對我們實行嚴密的經濟封鎖,蘇區物資匮乏,物價飛漲,紙币貶值。另外,敵人制造大量假币流入蘇區,并四處造謠破壞,幹擾蘇區金融市場。我們必須盡快想個辦法,制止這種狀況。”
其實,道理很簡單,國家銀行和蘇區貨币的信譽一定要保證,保住銀行和它所發行的貨币的信譽,就保住了蘇維埃政府的信譽。
此時此刻,毛澤民正面臨着當年日本松方正義一樣的境況,紙币過量發行導緻紙币兌銀元的劇烈貶值。松方正義的紙币中,還有相當數量的非兌現日元紙币,因此,盡管紙币貶值,政府可以不必被迫兌換現銀,情況尚可控制。但毛澤民的問題就麻煩了,老鄉要求立刻兌現,一旦銀元儲備被擠兌一空,蘇區貨币的信用将馬上崩潰,後果不堪設想。
當年松方正義爲了重建日元信用,大膽采用了來多少紙币,就兌換多少銀元的方法,而且都按一比一的比價,一直換到市場完全相信政府金銀儲備足夠爲止。不過,當時松方正義用橫濱正金銀行的外彙彙票創新的法子,解決了金銀币從海外流入的問題,而毛澤民卻不可能按增加金銀币的儲備思路來解決難題。
無論如何,決不能讓蘇區貨币的信用破産。毛澤民堅持,凡是來要求兌換現洋的,銀行要保證兌換,嚴格規定一元紙币換一塊現洋,任何人不得擡高現洋比價!
決心下定,國家銀行立刻從金庫裏提出大批現洋,公開兌換紙币。兩天過去了,前來兌換現洋的老鄉有增無減,銀行門口的隊伍越來越長。曹菊如對毛澤民說:“毛行長,現洋所剩不多了,是不是停止兌換?” 毛澤民回答:“現在老百姓換币熱情正高,不能停換。換出光洋是爲了提高紙币信譽,隻有提高紙币信譽,才能穩定金融!” 曹菊如歎道:“是這個道理。但是如果錢局長他們明後天趕不回來,麻煩就大了。”
毛澤民低頭沉思了一會兒,突然眼睛一亮,說道:“看來我們要學學孔明先生,唱一出‘空城計’。今晚半夜,你們……”
第二天一早,瑞金縣城街道上,出現了由紅軍警衛開路,曹菊如帶隊的籮筐運輸隊。一些籮筐裏裝滿了金磚、金條、金項鏈、金戒指、金耳環和銀镯、銀項圈、銀元、銀錠,另外的籮筐裏整整齊齊地碼着光洋。蜿蜒似蛇陣的運輸隊經過鬧市,經過街面,十分壯觀。兩邊圍觀的老鄉越來越多,把街道堵得水洩不通。
運輸隊在人群中擠開一條路,把一擔擔的首飾和光洋挑進銀行。每通過一擔,就有老鄉一邊數着,一邊興奮不已,啧啧地誇贊:“銀行真是财大氣粗!”
在國家銀行營業大廳中,金銀首飾堆起一座金光燦燦的“金山銀山”,前來兌換銀元的人們看見後,咋舌道:“我一輩子也沒有看見這麽多金銀,蘇區銀行真闊氣!”
兌換的群衆散去不少,毛澤民心中焦慮減輕了一些,終于能夠耐下心來等待錢之光的歸來。
當天,錢之光終于按計劃運回來紅軍在反“圍剿”中繳獲的銀元和棉布、食鹽等大批物資,毛澤民稱贊他們救了蘇區銀行,救了蘇維埃政府。毛澤民還告訴他,“空城計”已經用上金庫裏壓箱底的全部金銀。要是錢之光再不回來,“空城計”就要穿幫了。
有了前線運回來的物資,毛澤民立即下令停止兌換。合作社大量出售日用品,标價牌上寫着:“隻收紙币,不收現洋。”
人們紛紛議論:“?說紙币要過期,?說紙币不值錢?你看政府還拿出光洋換紙币,現在賣東西又隻收紙币呢。”
人們又趕緊捧着光洋到銀行兌換紙币,購回所需物品。有的人不買貨物,也将現洋換回紙币。
沒有幾天,收回的現洋比換出去的還多!
面對擠兌危機,毛澤民機智應對,使出金銀的“空城計”,打了一場漂亮的心理戰,并及時采取措施,保證蘇區的物資供應,成功地鞏固了國家銀行和政府的信譽。國家銀行信用的維護,保證了政府的融資能力和物資調配能力,爲紅軍反“圍剿”的勝利奠定了經濟基礎。
毛澤民可能并不知道松方正義的日元信用保衛戰,雖然他們面臨的問題相同,但解決的手段卻大相徑庭。松方正義是用增加金銀的辦法來緩解紙币的信用危機,而毛澤民則發現了貨币的另一個重大規律,金銀并非貨币的唯一信用支撐,商品同樣可以成爲支持貨币的有效手段!老百姓對貨币的需求,其實質乃是通過貨币能夠實現對各種生活物資的擁有,既然如此,紙币的信用完全可以繞過金銀儲備,直接以物資爲本位。
毛澤民的貨币物價本位實踐,影響着後來共産黨人的貨币思想。在缺乏貴金屬的革命時代和解放區被經濟封鎖的困境中,建立紅色金融高邊疆,必須要在貨币本位的實踐中,進行重大的金融創新!
紅色政權之所以能在白色恐怖下長期存在,而且組織了五次反“圍剿”的大規模軍事行動,同時還促進了蘇區的經濟發展,關鍵是共産黨人從一開始就抓住了兩個要害,革命必須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槍杆子可以保護錢袋子,錢袋子可以有效地支持槍杆子!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蘇維埃國家銀行紙币作過這樣的評論:“不論在什麽地方,蘇維埃通貨似乎是在普遍信任政府的基礎上,和它在市場上确有真正的購買價值這件事實上,取得它的地位的。”【1】
紅色政權對貨币極端重要性的認識,還是從巴黎公社血的教訓中得來的。
巴黎公社,守着金飯碗挨餓
1871年5月底的巴黎拉雪茨神父墓地,随着幾聲槍響,巴黎公社最後一批戰士倒在了“公社社員牆”下,他們的眼裏充滿了無畏、憤怒,還有一絲遺憾和困惑。人類曆史上第一個無産階級政權——巴黎公社,在誕生僅僅兩個月後,就被殘酷地鎮壓了。到底是什麽讓革命的火焰熄滅得如此之快呢?
一個關鍵的要素就是錢,法蘭西銀行的錢!
任何一個政權,如果想要有組織地運轉國家機器,都需要錢。沒有錢就無法調動各種資源,也無法進行戰争。巴黎公社就是一個血的教訓。
“法蘭西銀行成立于1800年,擁有投票權的200名股東有資格選出12名董事會成員。如果詳加分析,可以發現,這200名股東基本上是屬于同樣一幫人,就是控制着法蘭西銀行的44個主要家族。而且這些家族所擁有的席位是可以繼承的,在這中間有三個家族的席位在一百年之中一直保持不變,他們就是馬利特、米臘博和羅斯柴爾德。前兩者屬于瑞士銀行家族,他們因爲1799年秘密資助拿破侖‘霧月政變’而被拿破侖授權成立法蘭西銀行。羅斯柴爾德是後來興起的猶太銀行家族的代表。通過對法國當權的拿破侖政府、波旁王朝和奧爾良公爵政權進行•雲覆雨的金融運作,羅家開啓了在法國勢力空前鼎盛的‘七月王朝’,成爲法蘭西銀行的核心成員。”【2】
他們掌控的法蘭西銀行是巴黎金融業的核心,當時的巴黎不僅是法國的經濟和金融中心,也是整個歐洲大陸的金融中心。它發行的法郎是法國的法定貨币,它握有的外彙和黃金是法郎國際購買力的保證,它出售的債券是最高的信用級别,也是法國政府獲得資金的主要渠道。
掌握法蘭西銀行的銀行家們認爲,巴黎公社所代表的無産階級政權的目标,是反對資産階級,并從根本上打擊他們的核心利益。另一方面,他們關心的是對普魯士的戰争賠款及融資安排。即使巴黎公社上台後,對法蘭西銀行毫無觸及,但在賠款和融資問題上,無産階級政府肯定會堅持強硬的态度。不僅賠款數目可能會減少,而且融資也不一定由他們來安排,更可能的是政府直接向國民舉債,這樣一來,他們夢寐以求的戰争債券大蛋糕,就會竹籃打水一場空。金錢沒有祖國,銀行家的眼中隻有獲利!既然凡爾賽政府更容易駕馭,銀行家們的選擇也就顯而易見了。
掌握巴黎公社經濟政策的一派領袖,幼稚地認爲巴黎公社的目标是巴黎的地方自治,而不是成爲法蘭西的中央政府,因此無權也沒有必要接管作爲中央銀行的法蘭西銀行,任由這個銀行掌握在與凡爾賽有密切聯系的舊的管理局手中,鑄成了緻命的大錯。
巴黎公社的領導人沒有意識到,?掌握了法蘭西銀行,?就掌握了法國的經濟命脈。這條命脈既決定了資源由?調配,也決定了國家機器爲?服務。所以這不但是一個經濟上的錯誤,更是一個政治上的錯誤。正如恩格斯所說,假若公社接管法蘭西銀行,“這會比扣留一萬個人質還有更大的意義”。
公社存在的兩個多月時間裏,法蘭西銀行賬面上僅現金就有數十億法郎。而公社隻申請和接受了銀行提供的可憐的1600萬法郎借款。公社沒有接管法蘭西銀行,結果就是守着金飯碗挨餓,而且無法迫使以羅斯柴爾德爲首的銀行家們向凡爾賽政府施壓,逼迫他們和巴黎公社和談,反而讓銀行家們有機會向凡爾賽彙去2億多法郎!
有了這筆巨款,凡爾賽政府才能“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在1萬多殘兵敗将的基礎上,隻用了很短的時間,就集結了11萬大軍向公社反撲。
正在這一關鍵時刻,爲确保銀行家的利益,羅斯柴爾德直接介入普法戰争後凡爾賽政府和俾斯麥關于賠款的談判。
“俾斯麥的大軍開始休整了,但是國際銀行家們更加忙碌了。高達50億法郎的戰争賠款業務是一個令所有人都垂涎三尺的巨額生意,如果收取1%的管理費用,僅此一項就是一個5000萬法郎的天大餡餅!
在戰争賠款數額上,法國梯也爾政府設想的是50億法郎,但俾斯麥拿過一張紙片,飛快地寫下60億法郎!梯也爾像被狗咬了一口,一下子跳了起來。兩人開始激烈争吵。
最後,梯也爾請出羅斯柴爾德出面圜轉。當羅斯柴爾德出現時,俾斯麥将全部的怒火發向羅斯柴爾德,在場的人全部驚呆了。羅斯柴爾德無動于衷,仍然堅持50億法郎是個‘可持續的賠償數額’。發火歸發火,羅斯柴爾德在國際金融市場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不接受他的條件,就休想在歐洲市場上募集足夠的戰争賠款。權衡利弊之後,俾斯麥隻得接受羅斯柴爾德50億法郎的報價。法國梯也爾政府搞不定的事,羅家一出面立刻擺平。”【3】
有了錢,什麽都好辦!“鐵血宰相”俾斯麥慷慨答應遣返數萬名法軍戰俘和保持“中立”的配合,甚至包括凡爾賽軍隊穿過普魯士的防線向巴黎進攻。
令人扼腕長歎的是,當凡爾賽政府、俾斯麥和國際銀行家聯合起來剿滅他們的共同敵人巴黎公社,試圖奪回政權的時候,革命者們卻把時間和精力花在如何提高教師待遇這些瑣碎的事情上。于是,悲劇就這麽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銀行的威力源于它經營的商品——貨币,而中央銀行的威力則源于它控制着貨币的源頭。控制一個經濟體最有效的途徑,就是控制這個經濟體的貨币;而要控制一個經濟體的貨币,最重要的就是控制創造貨币的銀行體系,特别是中央銀行。
巴黎公社的教訓表明,沒有掌握經濟命脈的革命政權是何等地脆弱和不堪一擊。而現代社會中,銀行,特别是以中央銀行爲核心的金融體系,對于一個政權和一個經濟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1848年的《共産黨宣言》中就已經明确指出,成爲統治階級的無産階級,要“通過擁有國家資本和獨享壟斷權的國家銀行,把信貸集中在國家手裏”【4】。
在巴黎公社失敗半個世紀後,正是列甯把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主張變成了現實,列甯對銀行體系的認識與實踐都是非常到位的,他指出,銀行是“現代經濟生活的中心,是整個資本主義國民經-濟體系的神經中樞”【5】。“現代的銀行同商業(糧食以及其他一切商業)和工業如此密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以至于不 ‘插手’到銀行,就絕對不能做出任何重大的、任何‘革命民主’的事情來。”
正是因爲蘇聯牢牢控制了銀行系統,才使得它奇迹般地度過了數不清的困難,竟然在短短15年的時間裏,從一個落後的末流國家,變成了一個世界級的超級大國和共産世界的領袖。
從1905年日俄戰争以俄國慘敗告終開始,俄國在列強中淪落爲可憐的乞丐。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期,俄國十月革命爆發,爲建設蘇維埃保存實力,蘇俄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并與德國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布列斯特和約》,割讓了100萬平方公裏的土地,喪失了90%的煤炭、73%的鐵礦石、54%的工業以及33%的鐵路,并向德國賠款60億馬克。緊接着就是蘇俄持續多年的内戰,局勢直到1923年才逐漸穩定下來。蘇聯成立之後,經濟工作逐步進入正軌,在國家控制下的銀行系統立刻對經濟複蘇和重工業崛起發揮了巨大威力。短短15年之後,蘇聯的工業生産總值就躍居世界第二,成爲世界最強大的國家之一。當1939年,日軍與蘇軍在諾門罕迎頭相撞時,在7平方公裏的戰場上,在數百米寬的正面,蘇軍坦克洪流遮天蔽日,炮聲隆隆,日本關東軍精銳損失殆盡。在衛國戰争時,強大的重工業生産能力保證了蘇聯向前方源源不斷地供應軍事裝備,直到攻克柏林。
沒有強大的金融力量,就不可能有強大的工業和國防。
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
革命離不開錢,沒有錢,革命寸步難行。後來的中國共産黨也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親身體會到錢對革命,特别是對獨立自主的革命的極端重要性。
早期的中國共産黨人,大多是青年,一般沒有固定的職業和收入來源,而要在短時間内建立一個全國性有影響力的政黨,缺乏經費是萬萬不能的。在建黨初期,主要經費來源僅僅是靠陳獨秀、李大钊等少數知識分子教書、寫文章掙來的稿費和其他一些人的捐獻來維持,這顯然絕非長久之計。因此,經費問題成爲建黨中的一個大問題,最後隻能依靠共産國際的援助,才完成了中國共産黨建黨的各項工作。
最初,陳獨秀,一介書生,意氣十足,堅持中共要獨立自主,不能受制于人,不願意接受共産國際的援助而聽命于人。他多次拒絕共産國際提供經費的表示,以緻“一大”以後,中共中央每月兩三百元的經費都難以籌措。
1921年10月,陳獨秀在上海租界被捕,面臨七八年的牢獄之災。共産國際代表馬林花了很多錢,費盡周折,打通了會審公堂的各個關節,并請了著名的法國律師出庭辯護,才順利地将陳獨秀營救出獄。回想連從監獄裏自救的錢都拿不出,還怎麽獨立于人,陳獨秀感慨地說:“現在的統治者們既這樣無情地壓迫我們,我們隻有和共産國際建立更密切的關系,不必再有疑慮。”即便如此,陳獨秀也不完全同意中共成爲共産國際的附庸,他僅僅同意黨的各部門可以以自己的名義向共産國際申請經費。這樣,黨的工作才得以迅速開展。
陳獨秀之後,另一個想獨立自主、大幹一番的是李立三。
1930年蔣馮閻大戰,李立三認爲國民黨的統治正在崩潰,中國革命必将發展爲全世界最後的階級決戰,于是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争”。在這一暴動藍圖中,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全力配合中國革命,共産國際隻是執行這一計劃的配角。
共産國際指導中國革命,出發點和歸宿從來是以“世界革命的中心”蘇聯的利益爲核心,他們要在中國尋找到能夠與蘇聯結盟的力量以分散帝國主義壓力,保護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的安全。1920年4月,維經斯基來華幫助建立中國共産黨,共産國際和聯共中央政治局給他指示的第一條,即“我們在遠東的總政策是立足于日美中三國利益發生沖突,要采取一切手段來加劇這種沖突”;其次才是支援中國革命。即給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産黨提供巨大幫助,推動了北伐革命的有力發展,同樣也是出自蘇聯國家利益的需求。現在,突然間跳出個李立三,一口一個“暴動”,“指手劃腳”地要求“蘇聯必須積極準備戰争”,“從蒙古出來,援助中國,向敵人進攻”,要求蘇聯置自身安全于不顧,全力配合中國革命,真是令共産國際和蘇共驚訝得目瞪口呆了。
“國際以最快的速度和最根本的手段進行了幹預:停發中共中央的活動經費。這是中共自建黨以來所受到的最嚴厲制裁。
被停發了經費的李立三,便隻剩下台一途。”【6】
最後,深刻理解當時中國社會情況的毛澤東,找到獨立自主解決财源的方法,才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共産黨獨立自主的經濟基礎。
毛澤東的思路就是建立“紅色割據”。1928年,他提出了“中國的紅色政權爲什麽能夠存在”的問題。他指出:“一國之内,在四圍白色政權的包圍中,有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紅色政權的區域長期地存在,這是世界各國從來沒有的事。這種奇事的發生,有其獨特的原因。而其存在和發展,亦必有相當的條件。它的發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的國家,也不能在任何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殖民地,必然是在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後的半殖民地的中國。因爲這種奇怪現象必定伴着另外一件奇怪現象,那就是白色政權之間的戰争……因爲有了白色政權間的長期的分裂和戰争,便給出了一種條件,使一小塊或若幹小塊的共産黨領導的紅色區域,能夠在四圍白色政權包圍的中間發生和堅持下來。”【7】
後來,中國革命的實踐正是沿着這一思路才獲得了成功。
依靠紅色根據地,共産黨實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赢得了廣大農民對紅色政權的支持和擁護,農業生産蓬勃發展,爲根據地的經濟獨立奠定了基礎。
巴黎公社的教訓和俄國蘇維埃的成功經驗,使毛澤東和其他根據地創始人清醒地認識到,革命要想成功,必須一手抓槍杆子,一手抓錢袋子。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誕生伊始,新生的紅色政權就決定創立自己獨立的金融體系,創建蘇維埃共和國自己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國家銀行最重要的工作有三項:第一,統一貨币;第二,統一财政和稅收;第三,支持蘇區的生産與貿易。
沒有統一的貨币,就不可能建立可靠的财政稅收;沒有财政稅收,蘇區政權就不可能穩定,也不可能取得長期戰争的勝利。同樣,統一的貨币将有力地促進生産與貿易,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躍蘇區經濟,增加政府的财政稅收,鞏固新生的蘇區政權。
世界上最小的中央銀行——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
1931年11月,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毛澤民受命籌建中華蘇維埃國家銀行。以下是國家銀行的5位創始人:
毛澤民,國家銀行行長。出身農民,4年私塾。工作經曆:小學庶務(管理日常經費和夥食),安源煤礦工人俱樂部經濟股長,安源路礦工人消費合作社總經理,中共中央(上海)出版發行部經理,《漢口民國日報》總經理,閩粵贛軍區經濟部長。
曹菊如,國家銀行會計科科長。出身店員家庭,小學文化。工作經曆:在南洋當店員,閩西工農銀行會計科科長。
賴永烈,國家銀行業務科科長。工作經曆:店員,紅軍戰士,永定縣農民銀行創始人。
莫均濤,國家銀行總務科科長。出身店員,12歲辍學做童工。工作經曆:漢口鑄造廠•砂工,英資銀行信件傳遞員,紅軍戰士。
錢希均,國家銀行會計。出身農民,上海平民女校學習。工作經曆:中共中央出版部發行科科長、交通員。
這些人就是蘇區千挑萬選出來的跟銀行“沾過邊”的人,其中曹菊如和銀行的來往,僅僅是替老闆存款取款,而莫均濤在漢口的銀行當過藍領工人,甚至從來沒有點過錢。如果這5份簡曆擺在羅斯柴爾德或摩根面前,告訴他們這些人能管理好中央銀行,他們最好的反應也隻能是嗤之以鼻。這5個人既沒有“常春藤”大學的學曆,也沒有華爾街的工作經曆,甚至連當時上海外灘銀行的保安都不一定當得上。
如果說他們能辦好農村合作社,有人或許相信。辦中央銀行,跟羅斯柴爾德或摩根平起平坐?那是天大的笑話!無論是人力、物力還是财力,和一般人想象的中央銀行都相差十萬八千裏!
而當時擺在這5位面前的任務,是要建立一套獨立的中央銀行體系,這簡直比登天還難!
想想擺在他們面前的難題有多少吧:
銀行的啓動資本如何獲得?
貨币以什麽爲本位?
紙币發行的準備金是多少?
如何建立貨币信用?
如何在蘇區統一貨币?
銀行的金庫建在哪裏,如何保密?
金庫賬目如何記錄?
紙币如何發行??來設計圖案?印刷紙張和油墨從哪裏來? 紙币如何防僞?
銀元如何發行?是獨立設計還是仿制?
如何開展貸款、彙票貼現等業務?
無窮無盡的問題鋪天蓋地而來,想想都發愁!
但正是這“五虎上将”,在瑞金城外6裏葉坪村一幢普通的農家小屋裏,幾張桌子、幾把算盤一擺,開始了國家銀行從無到有的艱難創業,奠定了今天中國銀行系統的基礎!
建行之初,國家銀行面臨的最大問題是沒有啓動資金,其财政來源主要是戰争中繳獲的物資。每逢紅軍有重大作戰行動,國家銀行都會組織沒收征集委員會,随部隊到前方籌糧籌款。
1932年,毛澤東指揮的漳州戰役大捷後,毛澤民也随軍來到漳州。他走街串鋪,找商人們談話,宣傳紅軍的政策,希望商人們與紅軍保持經常的貿易聯系,互通有無。同時,國家銀行在漳州城頒布了有關沒收和征集的布告,紅軍不沒收商店,但可以接受商店老闆捐款。這一政策受到漳州大小商戶的擁護,紛紛捐款。這次出征,紅軍不僅得到大批軍用物資,還籌得105萬大洋,國家銀行的資金有着落了!
爲了将在漳州籌集來的部分資金儲存起來,國家銀行決定建立一個秘密金庫,他們在臨近瑞金的石城縣爛泥壟村找到了一個靠山的房子,緊靠房後的山坡上開有一個地窖,這個地窖空間不太大,但是十分幹燥。而且在地窖前的這座房子,既可以掩護,又可以派人看守。國家銀行将秘密金庫選在此處。
爲了保密,存庫那天沒有使用國家銀行的工作人員。要放入秘密金庫的黃金(金條、金器、金飾等)由部隊的戰士提前用麻布包裹好,放在5個挑擔裏。另有20擔的銀元和銀元寶也提前包裹好。還有3個擔子的珠寶和2個擔子的紙币(外币和國民黨的法币)。這30擔“寶貝”由一個排的戰士輪流挑到離那間房子還有一裏路的山下停住,然後放出警戒。到了晚上,再由另一個排的戰士将這30個擔子趁着夜色挑進房子内,再存到房後的地窖裏。爲了防火,這30個擔子都用事前準備好的石闆蓋起來。當這些“寶貝”清點打包時,毛澤民都親自過目。放置到地窖後,毛澤民也親自視察。他們将30個擔子的東西造好清冊,一共兩份,一份由毛澤民親自保管。爲了保密,清冊上寫的是黃酒若幹,白酒若幹。黃酒代表黃金,白酒代表白銀。那些擔子放好後,由戰士們用石塊将地窖口堵死,外面做好僞裝。第二天,參與貯存的紅軍戰士全部撤離,另外換了一些戰士在地窖前的房内守衛。【8】
在保密工作中,毛澤民首先不讓國家銀行的人沾邊,然後又組織了4批戰士來運送,每一批人隻掌握一部分信息。包裹金銀的不知道儲藏何處,負責運輸的不知道終點在哪裏,儲藏包裹的不知道裏面是什麽,最後警衛的更是毫無線索。不僅如此,毛澤民在清冊上還以黃酒白酒來掩飾,真可謂思慮周詳。“後來的實踐證明,這一決策十分高明。在後來紅軍被迫撤離中央蘇區進行長征時,當初儲備的這部分資金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9】
在啓動銀行代理金庫業務時,大家不知如何着手記賬。一次,前線部隊送來一批繳獲的現洋,經手人員發現,現洋的包封紙竟然是國民黨稅務機關的四聯單。仔細查閱後,毛澤民和曹菊如欣喜若狂,如獲至寶。他們對四聯單認真分析、研究,從中得到啓發,對金庫的制度和流程進行改進,終于制定出了銀行金庫管理方法。這樣,金庫資金的收款方、管理方(國家金庫)、使用方和支配方都有了相應的記錄,保證了财務制度的嚴謹,有效地杜絕了各級政府和軍隊中的貪污浪費。
從四聯單得到啓發,國家銀行立刻發出通知,要求紅軍各級政治部、供給部,注意收集有關财政、銀行、企業等管理知識方面的書籍、文件、賬簿、單據、報表等實物,以作參考,哪怕是片紙隻字,都不要輕易丢掉。
随着各種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國家銀行逐步運轉起來。
紅色貨币的誕生
接下來是籌備國家銀行的特權業務,發行中央蘇區統一的貨币。
中央革命根據地處于經濟落後的農村,尚無工業,隻有分散的個體農業和少數的小手工業。頻繁的戰争,加上國民黨日益強化的經濟封鎖,要保證财政收支平衡極其困難。根據地建立之初,各式各樣的雜鈔劣币充斥市場。劣币驅逐良币,使得銀元甚少流通。
蘇維埃國家銀行成立之前,根據地流通的貨币有:江西工農銀行的銅元券,閩西工農銀行的銀元券,還有光洋和國民黨的紙币,甚至有清朝時期的銅闆。人們購買物品,抓一把各式各樣的票子出來,有時連賬也算不清。不僅老百姓頭疼,商家也是不勝其煩。
有些紅軍戰士思想單純,認爲革命戰士不用國民黨的鈔票,有時在戰場上繳獲了國民黨現鈔,就放火焚燒,甚至不知道這些鈔票在國民黨統治區可以買到許多蘇區奇缺的物資,比如食鹽、大米等。當時,國民黨的法币、軍閥和土豪劣紳發行的雜币,同時在蘇區流通,無疑給國民黨提供了破壞蘇區金融市場的機會。
國家銀行成立後,統一蘇區的貨币就成爲了頭等大事。
要發行貨币,第一個難題就是,找?來設計和繪制紙币的圖案呢?
有人推薦了黃亞光。他曾留學日本,不僅寫得一手好字,還會“”。一番打聽後喜憂參半,喜的是黃亞光确實有繪“才能,憂的是他在席卷閩西的”肅社黨“的運動中,被定爲社會民主黨分子關進監獄。毛澤民向毛澤東彙報,毛澤東考慮再三,決定冒着犯錯誤的風險刀下救人,親自批準讓黃亞光戴罪立功。
當時蘇區正受到國民黨嚴厲的經濟封鎖,工作條件很差,黃亞光連繪圖用的筆和圓規都沒有,加上自己又無設計貨币的經驗,可謂困難重重。毛澤民從上海秘密買來繪圖筆、圓規、油墨和銅闆等,黃亞光僅憑着對所用過的一些鈔票的記憶,開始了貨币圖案的設計工作。
在設計貨币圖案過程中,毛澤東要求蘇維埃政府貨币的設計,一定要體現工農政權的特征。因此黃亞光在設計貨币時,都繪有?刀、錘子、地圖、五角星等圖案,并把這些圖案有機地組合起來,給人以既美觀大方,又突出共産黨領導下的根據地貨币的特點。他原想在紙币上繪制毛澤東頭像,被毛澤東拒絕,後來改爲列甯頭像。黃亞光臨摹紅色書刊上的列甯頭像,代表蘇區人民在馬克思列甯思想指導下改天換地的新氣象。
紙币的發行,還要解決紙張和油墨的問題。由于國民黨對蘇區的封鎖,印制原料稀缺。在去上海、香港影制鈔版、購置印制材料未果之後,國家銀行隻能暫時一邊用白布印刷,一邊自己動手造紙。沒有造紙原料,大家撿些爛麻袋、破棉絮,上山砍毛竹、剝樹皮,收集鞋底、繩頭。于是,人們常常在村頭街口看到這支國家銀行的”撿破爛“隊伍。撿回來的東西全部砸碎後,在石灰池中浸泡,然後搗成紙漿用于造紙。
後來聽老鄉說,用附近山上一種老樹皮造出來的茶葉包裝紙,既耐磨又堅韌,國家銀行的人馬立刻上山采集。最初造出來的紙不甚理想,韌性不好,又厚又黃,後來加入膠水和細棉花來增加韌性和潔白度,才終于造出了适合印刷鈔票的紙。
從白區購買油墨也是曆盡艱辛。從贛州購買的油墨在回來的路上被國民黨沒收。一位錢莊老闆建議用傳統的松煙法造墨,把松樹的松膏燒成煙油,然後摻些桐油即可。一試之下,果然效果不錯,這樣油墨的問題迎刃而解了。
在克服了資金、設計、印刷鈔票等種種問題後,蘇維埃國家銀行在1932年7月7日,即國家銀行成立僅5個月後,印制出第一批蘇區紙币。貨币是以銀元爲本位,紙币爲銀币券,1元銀币券兌換1銀元,銀币券爲國币。有了統一的貨币,國家銀行會同蘇區财政部門宣布,一切交易和納稅均按國币計算,國民黨的紙币禁止流通,原蘇區銀行發行的貨币按比例限期收回,不再使用。
國家銀行除了發行紙币外,還發行了銀币和銅币。當時國家銀行中央造币廠還鑄造了可在中央革命根據地内外流通的”袁大頭“、”孫小頭“及墨西哥”鷹洋“等3種銀币。國家銀行貨币的發行與流通,逐步回收了各種雜币,使中央蘇區的貨币實現了統一。
爲了控制紙币的發行量,蘇維埃國家銀行《暫行章程》第十條規定:“發行紙币,至少須有十分之三之現金,或貴重金屬,或外國貨币爲現金準備,其餘應以易于變售之貨物或短期彙票,或他種證券爲保證準備。”【10】這樣就保證了貨币有足夠的現金作抵押,又能充分實現貨币的有效擴張。
國家銀行發行第一套紙币時,由于條件限制,在制造技術與防僞技術上都是空白,爲了能夠做到最大限度的防僞,毛澤民采用在紙币上加簽他同财政部長鄧子恢的俄文簽名的辦法。但這個方法非常容易被模仿。随着貨币的流通,國民黨與軍閥開始進行各種破壞活動,輸入了大量的假币,對蘇區金融秩序進行破壞。
爲了解決防僞問題,毛澤民苦思冥想,始終找不到解決的好辦法。一天晚上,他聞到妻子織毛衣時,用火燒毛線頭所發出的臭味,于是突發奇想,在造紙時将一定量的毛線放到紙張中,這樣既可以透視紙币鑒别,又可以撕開或火燒紙币,通過嗅一種羊毛的臭味,來辨别出真正的蘇區貨币,這樣就解決了防僞問題,保證了蘇區貨币的正常流通。
到1932年底,蘇維埃國家銀行印制、發行銀币券65萬元,而準備金達到39萬元,準備金占發行總額的60%,是章程所規定比率的2倍。
紙币在蘇區順利流通,一舉肅清了昔日貨币市場的混亂。
就這樣,國家銀行的創建者經過了無數的風風雨雨,憑着堅定的信念和頑強的意志,充分發揮了聰明才智,牢牢地抓住了錢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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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鴻兵:《貨幣戰爭3:金融高邊疆》(1-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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