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鋒
文章發于：《黨史博采》
更新時間：2011-4-11
阻止西藏和平解放
爲适應冷戰的需要，1947年7月26日，美國國會通過了《1947年國家安全法案》。該法案規定：美國成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簡稱CIA)；隻要總統授權，美國中央情報局就有權在國外執行各種秘密行動和準軍事行動。尤其在軍事幹涉過于強硬、外交手段軟弱無力時，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行動便成了美國政府的第三種選擇。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美國開始公開涉足中國西藏事務，支持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美國最高決策層認爲，西藏具有重要的戰略地位，原因是：其一，中國西藏位于亞洲的腹地，作爲一個天然的戰略高地屏護着中國的西南地區，如果西藏被中國控制，便會成爲共産黨中國向印度施加影響的基地，因而“會對南亞地區(特别是印度)構成威脅”；相反，“一個分裂的西藏”卻與美國政府所希望的“中國在某一方面出現内部崩潰”之目标正好吻合。在美國看來，即便無法分裂中國，西藏分裂勢力的抵抗也可以消耗中國的資源，從而實現削弱中國的目的。其二，1950年2月《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和同年6月朝鮮戰争爆發以後，從強烈的反華政治需要出發，美國把中國西藏納入其對華“遏制”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其中，中央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的活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1950年3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先遣部隊向西康地區進發，拉開了解放西藏的序幕。中央情報局密切注視着西藏局勢，通過各種途徑搜集有關西藏的情報。此間，西藏上層分裂勢力也準備以武力對抗解放軍入藏，并慫恿達賴喇嘛外逃。7月，達賴喇嘛的長兄土登諾布在中央情報局資助下到達紐約，成爲美國與達賴秘密聯系的中間人。
最初，美國曾試圖阻止西藏和平解放，極力慫恿達賴及噶廈（西藏地方政府）拒絕與中央人民政府簽署西藏和平解放的十七條協議。在這一計劃落空以後，中央情報局又策劃了秘密策動達賴出逃的計劃，由于種種原因，這一計劃再次落空。然而，中央情報局與西藏上層分裂勢力的此次密謀，爲1959年達賴逃往印度鋪墊了基礎。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5412計劃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以後，中央情報局積極支持并操縱西藏分裂勢力，策劃了一系列旨在制造“西藏獨立”、反對新中國的陰謀活動。此間，美國政府密切關注西藏事态的變化，積極采取措施支持西藏分裂勢力。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艾利遜認爲：“西藏叛亂分子已經發展到集體的公開騷亂的階段”，“西藏的形勢正在向着符合美國利益的方向發展”。因此他建議美國政府應進一步秘密援助西藏抵抗力量。這一建議得到了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高度重視，決定由中央情報局在西藏實施NSC5412計劃——“秘密援助地下反共抵抗力量”的行動計劃。
1954年3月15日，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通過了NSC5412計劃。次年，艾森豪威爾總統又批準修補了NSC5412計劃，增加了NSC5412／1和NSC5412／2文件。這三個文件均屬“遏制國際共産主義行動的秘密軍事行動計劃”。其中在NSC5412／2文件中特别規定，在國家安全委員會負責下，由中央情報局具體負責領導反對和遏制“國際共産主義行動”的全部間諜和反間諜行動。該項秘密行動的目标是在“受到國際共産主義威脅和統治的地區發展地下抵抗力量和秘密幫助遊擊隊活動，并保證那些力量在戰争中的有效能力，使他們在戰争中擴大軍事力量并獲得所需的供應品”。
按照美國國家安會委員會第5412／2号文件的精神，由總統、國務院和國防部指定代表組成代表團，又稱“5412委員會”或“特别小組”，也稱5412小組。該小組具體指導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重大秘密行動。這意味着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實施的各種秘密行動計劃都由該小組決定。
秘密援助西藏叛亂分子
依據NSC5412計劃，中央情報局在中國西藏地區開始了秘密援助“藏獨”的一系列行動。喬治·帕特遜是美國情報部門與印度、中國國民黨、在國外的西藏分裂分子相接觸時的聯絡員和譯員，據他後來聲稱，自從1949年起，中央情報局、國民黨特務和西藏分裂分子的聯系從未中斷。
1953年朝鮮戰争結束後，中印邊界印度一側阿爾莫一帶的居民驚奇地發現：這裏居然出現了三個教育中心、兩個醫院、兩個麻風病院和一個肺病療養院。更令人驚奇的是，在這些“醫院”和“教育中心”裏根本就沒有什麽病人和學生。實際上，從1951年起，中情局即已開始從事西藏叛亂分子的訓練工作。阿爾莫就是中情局對西藏施行秘密行動的基地之一。
1955年春季，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一個下屬機構開始在噶倫堡城郊征募藏族人，先後在台灣、沖繩群島、塞班島、關島等地秘密進行訓練，然後将這些受訓人員遣回西藏，作爲發動叛亂的骨幹。
1955年12月，在四川西部藏區(通稱“康巴地區”)的民主改革即将展開之時，西藏上層反動集團唆使和策動當地部分彜、藏族奴隸主，發動了抗拒民主改革的大規模武裝叛亂。
叛亂發生後，中央情報局當即認定康巴叛軍是美國在西藏行動的可靠盟友。局長艾倫·杜勒斯也認爲西藏的形勢爲中央情報局的行動提供了千載難逢的機會。1957年2月，中情局挑選了6名康巴叛亂分子，送到太平洋上的關島進行了爲期6個月的特種訓練。當年8月，這些受訓結業的康巴特務被空投到西藏，其使命是指導叛亂并促使達賴公開向美國求援。其中兩人與康巴叛匪頭子貢布紮西取得了聯系，并于1958年1月在達賴的夏宮羅布林卡秘密會晤了達賴的管家帕拉·土登維登。
後來，中央情報局又先後遴選了170餘名康巴叛亂分子在琉球、塞班等地接受訓練。因爲這些高原來客不習慣海島氣候，中央情報局遂又在美國國内設立了一個“康巴遊擊隊員訓練基地”，該基地叫做赫爾營，位于美國克羅拉多州的洛基山脈，是二戰期間美軍第10山地師總部所在地，這個營地曾被用來訓練美軍的山地作戰部隊和特工人員。該地平均海拔高度10000英尺，與西藏的地形、氣候有許多相似之處。爲了掩人耳目，1957年7月16日出版的《丹佛郵報》宣布，赫爾營即将啓用爲軍事試驗基地。在這個機密的營門口，赫然懸挂了“危險！請勿接近！”的牌子，登山者見後都以爲是核廢料處理場。營地的警衛也得到了命令，凡遇未經許可闖入者，一律就地擊斃！
在人民解放軍的有力打擊下，康巴叛亂到1957年底基本被平息下去。許多叛亂頭目紛紛逃向西藏，被西藏上層反動集團收留，重新予以武裝，繼續進行非法活動。1957年5月，在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的策劃支持下，從四川藏族地區流竄到西藏的康巴叛亂分子頭目在拉薩成立了反動組織“四水六崗”（藏語“曲細崗珠”，泛指甘、青、川、滇、藏等省區藏族聚居的地方）。
1958年4月，從四川、青海、甘肅等省藏區竄入西藏的叛亂分子，正式與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結爲同盟，将所有武裝力量統一于“四水六崗”組織之内，并分配了叛亂任務。6月，貢布紮西帶着中情局訓練的特務和電台離開拉薩，竄到西藏山南地區，建立叛亂武裝根據地，組織了叛亂武裝“衛教志願軍”。
“衛教軍”一成立，就立即得到美國的武器援助。當年夏天，中情局就在山南地區空投大批武器彈藥，計有機槍20挺、迫擊炮2門、步槍100支、手榴彈600枚、炮彈600發、子彈40000發。11月26日，中情局通過“麥克馬洪線”以南印度占領區，又向山南地區運送武器彈藥226馱；年底，向紮古拉馬塘高地空投一批武器，約100支美式來福槍、20挺輕機槍、2門55毫米迫擊炮、60枚手榴彈，每支槍和每門炮配置300發子彈或炮彈。次年1月，又通過尼泊爾運入40馱武器彈藥。爲掩蓋真相，美國隻提供“二戰”時期的武器。
中央情報局的援助行動，助長了西藏分裂主義分子的嚣張氣焰。進入1959年，西藏武裝叛亂逐步升級，叛亂分子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對藏民劫掠、燒殺，強迫他們反對中央人民政府。3月10日，西藏上層反動集團終于公開撕毀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條協議，發動了全面的武裝叛亂。一周之後，他們又劫持達賴喇嘛離開拉薩，倉皇出逃。
有外國研究人員認爲，叛亂者無法通過和平手段使達賴喇嘛公開站在他們一邊，是促使中情局和他們在1959年3月發動大規模叛亂的根源。這并非空穴來風。最新解密檔案表明，1958年9月，中情局決定秘密增加對叛亂者的資助，以擴大其反對中央政府的遊擊戰，此舉得到艾森豪威爾總統的批準。帕特遜證實說，在拉薩叛亂前，他的康巴朋友就告訴他，已經有了一個使達賴喇嘛離開拉薩的計劃了。1959年3月2日，印度加爾各達的《政治家報》發表的一篇匿名文章，也爲上述結論提供了證據。作者極其準确地預測說，達賴喇嘛可能不願離開拉薩，但爲了使他離開，康巴人将不得不制造些騷亂。
檔案表明，在西藏叛亂的關鍵時刻，中央情報局認定，“達賴的出逃符合美國的利益。”在達賴出逃途中，“曾在中央情報局受訓的報務員緊緊相随，把達賴喇嘛的行程随時報告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設在達卡的基地與達賴喇嘛保持密切聯系，并準備好一種适合在西藏稀薄空氣中飛行的C—130型運輸機，随時給他們空投所需物資。兩周後，達賴一行在中央情報局訓練的西藏特工幫助下逃到印度占領區。
達賴出逃後，叛亂武裝于3月20日淩晨向解放軍發動全面進攻。解放軍被迫進行反擊，兩天内就将其徹底擊潰。随後，西藏全境的平叛作戰全面展開，叛亂分子苦心經營的山南老巢被一舉蕩平，“衛教軍”敗逃至印度控制區。至當年底，西藏大部分地區的叛亂即被平息。
策劃西藏“公路襲擾戰”
中情局對西藏叛亂武裝如此不堪一擊大爲失望，他們認爲這都是反叛者集團作戰的結果。在1959年召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第403次會議上，艾森豪威爾總統批準在中國西藏繼續實施NSC5412系列計劃。艾倫·杜勒斯分析了西藏叛亂失敗的原因并提出了未來的行動方案。他認爲：首先，中國人民解放軍在西藏占有絕對有效的軍事優勢，加之其使用飛機，西藏叛軍已被“成功地肢解”；其次，“西藏(叛亂)遊擊隊總是大集團作戰，軍事調動過于煩冗”，“他們對當地地形熟悉的優勢沒有發揮出來”。接着，杜勒斯分析了中國軍隊的困難，即解放軍數千名步兵在向青藏高原推進過程中要克服嚴峻的給養運輸、惡劣的自然條件的挑戰。因此，如果破壞拉薩——北京的供應線，北京的損失就會出現“實質性地增加”。中央情報局認爲，西藏的大部分道路都築在山腰上，一旦被破壞．要用數周甚至數月才能修複；依靠反叛者襲擊公務人員和車隊以獲取中國内部情報，也成爲中央情報局日益渴望的事， 因爲它從中國其他地區已很難獲得此類情報。
于是，中央情報局确定了“公路襲擾”計劃，将在赫爾營經過專門訓練的藏人空投到西藏，實施破壞西藏公路運輸的行動。
在西藏叛亂正式爆發之後，被秘密送到赫爾營進行訓練的藏人數量明顯增加，最終共有259人在該營受訓。
1959年9月下旬，中央情報局決定在康區西部的邊壩(Pembar)地區進行上述行動。邊壩位于薩爾溫江（怒江）南岸，與中國的“成都——拉薩”公路距離很近，由于中國在該路段南北支線的控制薄弱而被選中。同月，在美國受訓的18名藏人被空投到西藏邊壩地區。他們的任務是控制該地區；進攻四川——拉薩公路上的交通運輸和破壞軍事設施，襲擾并阻斷軍事運輸供給，以阻止中國政府對西藏地方的物資供應和軍需運輸；破壞襲擾解放軍平息叛亂的行動。爲配合上述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爲邊壩地區的叛亂分子空投武器和物資。
1961年2月，中央情報局決定實施第二輪襲擾戰。這次他們選擇了西藏茫康(MaRkham)地區。茫康位于湄公河與雅魯藏布江之間，是中國内地公路穿越康區第二條線路的終點站，也是西藏叛亂分子的聚集之地。中央情報局準備據此破壞北京的後勤運輸。3月，受過訓練的7名藏族特務由中央情報局使用C—130運輸機空投至茫康地區。
事實證明，美國中央情報局對西藏地區上述兩次公路襲擾并不成功，也沒有給中國對西藏地區的控制構成威脅。由于人民解放軍對空降的叛亂分子實施了有效的圍剿，中央情報局從1957年開始空投到西藏的49名藏族特務，除10人逃到印度，2人被捕(至1979年被寬大釋放)外，其他37人不是被擊斃，就是在雪嶺荒原逃竄時死于寒冷和饑渴。
到1960年底，西藏全區範圍内大股叛亂武裝均被殲滅，人民解放軍取得了平叛鬥争的決定性勝利。
“木斯塘計劃”
中央情報局眼看西藏境内的叛亂武裝已無生存基礎，腹地滲透死路一條，于是又将計劃改爲從境外進行長期襲擾。1960年前後，中央情報局和西藏分裂勢力決定尋求一個新的安全活動基地，由于印度不願爲其提供基地，他們将活動基地從西藏境内轉移到尼泊爾。經過一番挑選，他們看中了尼泊爾境内半獨立的封建領地木斯塘。木斯塘一帶山高林密，地方首領信喇嘛教并不受政府管轄，況且緊鄰西藏邊境，進行滲透行動十分方便。不過當地人煙稀少，一切物資供應均要靠美國解決。
1960年9月，達賴集團在木斯塘重新組建了“四水六崗衛教軍”，由此開始了在中國邊境長達十年之久的軍事襲擾。其首任總指揮貢布紮西在回憶錄中寫道，“有時，一二百人的西藏遊擊隊的活動深入中國占領區達100英裏”。然而，美國人後來承認：“這些襲擊除了給西藏部隊以暫時的滿足，并激起他們有朝一日真正進軍故鄉的希望外，作用幾近于零”。
不過有一次，這種襲擊行動卻出乎意料地獲得了大量情報。西藏叛亂分子在一條冷僻的山路上，伏擊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一支小小的車隊，他們在一輛車上發現了幾個郵袋，裏面除了一般日常函件外，還有從北京發出的政府官方文件和軍事文件。叛亂分子把郵袋交給了中央情報局。後來，中央情報局總部的中國問題專家仔細分析了郵袋的内容，從中發現了中國官方大量有關西藏情況的數據與資料。
除此之處，“西藏行動”未能獲得任何其他值得一提的收獲，卻繼續有氣無力地在原地踏步。
1960年5月，一架美國U一2飛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察時被擊落，此後，艾森豪威爾總統下令停止入侵共産黨國家領空，這包括西藏在内。到1960年底中央情報局取消了對西藏叛軍的空投，失去物資供應的叛軍不得不獨自面臨一個苦冬，許多人因爲沒有食物和住所而凍餓而死，還有一些人被迫吃皮鞋和皮革來維持生命。
1961年3月，新上台的肯尼迪總統重新批準了中央情報局的秘密計劃，于是，中央情報局又開始向木斯塘的叛軍空投武器、無線電操作員、裝備和生活必需品。
中央情報局給叛軍下達的任務是，進攻解放軍分散的營地，并在拉薩至新疆的交通幹線上破壞運輸。這些襲擾行動，迫使中國在該地區增加兵力，并将西藏西部的交通線改道爲青海至新疆的公路。
當中央情報局決定繼續空投時，遭到了印度的反對。印度國防部長杜特向美國表示：“爲了加強中印邊境的防空，堅決擊落任何侵犯印度領空的飛機，因而希望美國的飛機在将來的空投中不要飛越印度領空，也不希望美國利用西藏人在印度反對中國，而使問題複雜化。”沒有印度的支持，“木斯塘計劃”暫時擱淺。
然而1962秋天，中國和印度爆發了一場短暫的邊境戰争，從而導緻印度政府的态度發生了明顯變化。在對待美國中央情報局利用印度領土(領空)援助達賴集團分裂活動的立場和行動上，印度由原來的反對者(至少是中立者)變成了主要的積極參與者。而且印度開始與美國在軍事上積極合作，美國向印度提供軍事援助，而印度獲得該項援助的條件之一是“與美國合作共同遏制共産黨中國”。軍事合作促使美、印兩國在情報領域展開了合作。美國中央情報局遠東地區負責人菲茲格拉德和印度中央情報局局長穆立克分别爲合作雙方的代表。從此，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援助西藏分裂勢力行動上展開了密切合作。
美國和印度在“西藏計劃”中各取所需。美國的目的在于抵抗所謂“共産黨中國在印度與南亞的擴張”，具體行動是通過藏人遊擊行動收集解放軍在西藏地區軍事部署的情報。印度在“西藏計劃”中的具體目标是利用藏人遊擊隊對抗中國邊境的防務力量，以期鞏固其“東北邊境特區”(NEFA)的安全。12月，印度情報局實施“察克拉塔計劃”。依據該計劃，這些藏人将被組建爲“特别邊境部隊”(Special Frontier Force，簡稱SFF)，他們的任務是收集中國情報和實施其他準軍事行動。美國中央情報局極力配合印度情報局的“察克拉塔計劃”。除了爲“特别邊境部隊”提供輔助性訓練、跳傘技術外，美國中央情報局還派出由106人組成的特種部隊爲其提供“秘密的”遊擊戰術和非常規戰術訓練。
同時，美、印兩國情報局還将受訓的藏人間諜派往西藏和中印邊境實施偵察活動。他們通過跳傘進入西藏内地建立了20個情報站，其任務是偵察中國軍隊的集結動向；安裝傳感器，用于偵察中國核試驗及導彈試驗；截取中國軍事通訊的信息。
1963年11月，美國中央情報局與印度情報局在新德裏成立新的聯合行動機構——“特别中心”。“特别中心”的主要職能是利用西藏分裂分子向中國西藏滲透間諜。他們的主要任務是深入西藏及中印邊境地區，用無線電收集并發送關于中國西藏的社會、政治、軍事情報。美國中央情報局爲其提供耐用型太陽能無線電電台。
在1964年1月舉行的“特别小組”會議上，美國中央情報局又制定并實施了新的“西藏行動”，包括：政治行動、宣傳和準軍事行動。該計劃的目的是“在西藏内部和外國(主要是印度)确立一個自治西藏的政治概念，并在中國内部培養抵抗共産主義政治發展的能力”。
但是1964 年6月初，木斯塘爆發的一起突發事件徹底改變了美印合作的行動模式。事件的緣由是，爲尋找遊擊隊反華的“素材”，英國一家電視台派出一個小組在帕特遜帶領下，未經允許來到木斯塘。他們說服叛軍發動了一次對中國車隊的襲擊，并将這次襲擊過程拍攝下來，這使得美國中央情報局在西藏的秘密行動被曝光而引起國際社會的嘩然。爲此，中央情報局停發了對木斯塘叛軍的半年援助資金。
由于木斯塘襲擊事件的敗露，美、印兩國軍事襲擾的合作行動被迫轉變爲單純的情報計劃。 同年10月16日，中國成功爆發了第一顆原子彈，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美印兩國情報局針對中國情報的合作進程。美國中央情報局爲印度提供10架C—46運輸機和4架直升機，其中有1架C—46運輸機被改裝成電子偵察機平台，這些飛機沿着喜瑪拉雅山麓飛行，收集來自西藏地區的電子通信情報。
從1967年開始，美國中央情報局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行動開始走下坡路。這主要是因爲，首先，木斯塘叛軍的行動沒有達到預期目的，他們沒有在西藏内部實現破壞中國供給和通信系統的目标。其次，木斯塘叛軍的任務很大程度上由印度的“特别邊境部隊”來完成，它得到了美國和印度的長期支持。1968年，中央情報局近東行動負責人格裏奇菲爾德在西藏行動的形勢報告中向“303委員會”特别小組谏言，“在西藏内部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其外部的成就(選擇重要目标開展無線電竊聽)要好得多。”
到1968年，約翰遜政府停止了對木斯塘叛軍的援助，中央情報局也取消了在美國國内對叛亂分子進行訓練的計劃，把整個預算的計劃削減到一年不到120萬美元。
中央情報局在支持西藏叛軍十年之久的時間裏，所耗資金甚巨。據1998年9月15日《洛杉矶時報》的報道：“根據最新公布的美國情報機構文件，在20世紀6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中央情報局每年向西藏流亡運動提供170萬美元用于開展反對中國的活動，其中包括每年向達賴喇嘛提供18萬美元的津貼。”
“西藏行動”壽終正寝
1969年1月，尼克松就任美國總統，美國對外政策處于曆史的轉折點，此時美國的相對實力已走向衰弱。爲擺脫越南戰争的泥潭并借助中國抗衡蘇聯，美國需要中國的參與，爲此，美國積極改善與中國的關系，美中關系出現了趨于緩和的态勢。美中關系的“解凍”導緻了美國西藏政策的重要變化，此時的西藏分裂集團自然成了美國戰略棋盤上的一粒“棄子”，中央情報局對其的秘密支持也随之停止。
1973年，尼泊爾國王比蘭德拉訪華。在會見比蘭德拉時，毛澤東主席催促尼方盡快肅清其境内的西藏叛軍。1974年7月，尼泊爾政府軍包圍了木斯塘營地，達賴喇嘛眼看大勢已去，專門錄制了一盤磁帶送到木斯塘營地播放，讓他們放下武器投降。在真切聽到達賴喇嘛的聲音後，大多數叛軍放下武器，還有一些人跳河自盡，最後一任木斯塘叛軍司令旺堆嘉措拒不服從，企圖率領一股人馬突圍去印度，結果在山口被尼泊爾軍隊擊斃，西藏叛亂武裝徹底瓦解。
1995年11月，達賴在印度北部的達拉薩蘭會見了已退休的美國中央情報局官員、當年負責空投行動的約翰·肯尼思·克瑙斯。回顧兩人從前合作的往事時，達賴不無悲哀地說道：“美國政府卷入西藏事務并不是爲了幫助西藏，而僅僅是冷戰時期對付中國的戰術需要。” 在達賴喇嘛心中，正是美國的西藏政策，才使他成了這場角逐的犧牲品。
中國政府對西藏叛匪的颠覆行動進行了堅決反擊，1969年1月4日，《人民日報》發表《美印狼狽爲奸利用西藏叛匪瘋狂反華》的文章，指出美國是西藏叛匪進行陰謀活動的後台老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經常到西藏叛匪的巢穴裏鬼鬼祟祟地活動”，“一九六七年七月，美國報刊上公開報道，已經有西藏叛匪從印度坐飛機到達美國，進行罪惡活動。”美國中央情報局的秘密活動，改變不了西藏民主改革的曆史進程，注定最終失敗的命運。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4/201104/22638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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