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背心衰亡的八大原因
周日話題：「反送中」運動如何不重蹈黃背心覆轍
2019/9/15
的確，香港人在今次的運動不斷蛻變，從「和勇」合作，到「不割席、不分化、不篤灰」，以及如水般（be water）地不斷創新、凝聚和保存實力，這些皆是香港人五年前，甚至在近年世界各地的社運中極其罕見。但這並不代表在林鄭講話後，運動仍能維持原有的政治能量，不如看看黃背心的經驗。
為平息民怨，一直在運動爆發後「玩失蹤」的馬克龍去年十二月十日發表講話：除撤回燃油稅，更有「派糖」政策如增加最低工資。他承認自己未能及時正視民意，並以嘉許單親媽媽勇敢堅強（初期黃背心中有不少單親母親），算是表現對黃背心作出「間接性道歉」。他提出落區與民對話，聆聽各階層聲音，修補社會撕裂。可是，馬克龍拒絕重設富人稅的訴求，亦無有效扶貧計劃。總統講話後黃背心支持度雖未見下跌，但「收貨」聲不斷。溫和派召集人之一Mouraud更公開提出「鳴金收兵」，加上當時聖誕佳節臨近，運動陷入第一波死寂狀態。而發表講話一個月，運動進入低潮期，大多溫和派退場，令堅實派進入捱打狀態。內政部長Castaner加強鎮壓，希望速戰速決，對前線抗爭者使用大量不必要武力，獨立紀錄片拍攝者Rodriguez被警方流彈弄盲右眼，頃刻成了「人民英雄」，引來各方聲援，將垂死的運動拯救過來，年初更引來聯合國關注並成立調查委員會，運動依着反警暴路線重新累積民意。
同時，馬克龍團隊落區常被指「做騷」，及後的「學界大辯論」更遭到一眾知名學者杯葛，運動至第十八周前支持度因而不斷提升。黃背心擅用野貓式戰略擾亂香榭麗舍大道秩序，而普羅大眾對當中名店區感情並不深厚，所以不支持亦不反對。黃背心只影響遊客及法國經濟，沒有所謂「群眾對群眾」狀况出現。似乎運動還能延續一段時間，馬克龍極為頭痛，更有消息傳出總統欲以緊急法出兵鎮壓，但使用「緊急法」將為法國民主形象和信譽帶來無窮後患，政府急忙澄清。
運動的第十八周乃政府連串諮詢會完結之時，黃背心控訴馬克龍以「假諮詢」收買人心，號召全國大型集會，而各省的黃背心均有隊伍到巴黎響應「重奪凱旋門」。豈料當天多隊黑群（black bloc）和前線勇武派成員打砸和焚燒多間名店，更火燒路邊無關的報紙檔，又釀成多番警民衝突。雖有行動者立即發出聲明表示「不割席」，解釋被破壞餐廳乃前總統的愛好，名店是社會不公的象徵，又堅持示威者還擊警察乃防衛手段等等……但大眾（甚至不少溫和的黃背心）對當天行動的暴力程度仍是極度反感和抗拒。其後幾星期黑群的持續參與和焚燒行動引來更多人的反彈，令黃背心在五一大遊行後正式步向衰亡。
黃背心衰亡的八大原因
一、政府的分化與抹黑：社運素人在黃背心中佔過半數比例，法案一撤回，大部分經驗不多的素人雖然心有不甘，仍頓時「收貨」。
二、初衷被遺忘：法案被撤後，政府和與其友好的媒體直接或間接地營造着黃背心「貪得無厭、見好不願收」之形象。馬克龍回絕富人稅訴求後，抗爭者並無堅持，反而轉移重點至反警暴等，令運動予人失焦感覺。
三、過於依賴反警暴論述：依賴暴力問題來維持運動人氣乃一把極危險的雙刃劍——警暴早期一般容易招來大眾同情和關注，但它同時很容易讓抗爭者跌進仇警情緒中，與一般未能親身體會警暴的大眾間築起一道溝通上的鴻溝。大眾會因為不斷出現的暴力畫面而漸變得無感或麻木，甚至感到煩厭。若警民衝突不斷持續，卻沒有更衝擊性的警暴醜聞證據，大眾在反警暴的蜜月期過後，更可能有blame the victims趨勢，將責任推回抗爭者身上。
四、示威者陣營的分化：政治和社運素人佔抗爭者的大多數，意味它與傳統法國左翼社運存在着溝通上、論述上和策略上的重大分野，容易產生派系分歧。雖然運動着重反大台，但仍不時受一些意見領袖影響，當中擅長陰謀論的Flyrider遭不少溫和派否定和排斥。另外，極左和極右勢力也有嘗試培植召集人和意見領袖，一方面高喊「拆大台」，但另一方面又試圖帶領運動論述，對運動構成一定負面形象，最終逼到不少apolitique（非左非右的政治素人）人士與其割席。到歐盟大選之前，有人提出以「支持」極右的勒龐來與「和理非」「攬炒」以抗衡馬克龍，最終釀成友方陣營更嚴重的分裂。
五、對勇武抗爭的抗拒或厭倦：前線人士一般被分為三類——黑群、打砸者（casseur）和盜竊者（voleur）。黑群通常穿full gear連群結隊，在前線擋着警方推進（有時甚至還擊），有些則打砸具象徵意義的死物，向政權進行控訴。黑群到第十八周前，在普遍參與者中認受性仍挺高，因不少人認為黑群有衝擊警方防線和保護後方作用。但後期因焚燒了無辜店舖（如獨立小店），hit-and-run策略亦不時連累無辜群眾被警方攻擊或拘捕，開始與黑群割席。正如旗手之一的Cédric跟筆者提到：「黑群打砸完後拍拍屁股便走了，吃催淚彈的卻是我們。」
打砸者則未必一定full gear，通常單獨出沒，所砸之對象不一定帶有政治信息，行動偶爾響應黑群，更多情况如社區組織者Stéphanie解釋：「我們根本難以分清他們是貪過癮，還是為保護示威者或控訴政權而打砸。」某些甚至與盜竊者無異，於行動現場趁火打砸，破壞運動。當割席時大眾和傳媒卻將三者混為一談。
六、年輕世代的缺席：總統講話後，警方開始進行全面打壓，年初於Mantes-la-Jolie甚至有警方進校拘捕，並迫使學生面壁下跪。年輕世代的參與因而止於萌芽之時，加上左翼未有共識，各大學學生會只好個別動員，窒礙了大專界的參與。
七、媒體戰敗陣：基於早期運動未有工會支持，定性尚未清晰，媒體報道一般未見正面；某些親建制媒體如Figaro和Bfmtv（猶如法版TVB）更多番抹黑示威者，抗爭者與媒體的惡劣關係惡性循環，令整場運動得不到媒體支持。
八、運動大論述轉型的失敗：黃背心早期的成功全賴建基於「燃油稅→被遺忘的貧苦大眾→環保與社會公義環環緊扣 」的方程式上，並將其化約成「眾怒反燃油稅」（France en colère contre taxe carbone）的大論述。然而，總統講話後，此方程式便不成立，抗爭者必須將與方程式相關的元素加進去，重整方程式，以轉型論述。可是，黃背心卻在此節骨眼上失策。他們後來雖提出全民公投和憲法改革兩項訴求，文宣既不完整又不普及，未能使公眾明白和體會與環保或社會公義有何關連。
反送中運動
無大台組織一直乃黃背心和反送中的致勝關鍵，因政府難以通過收編領袖以瓦解運動；同時，無領袖牽頭的模式可避免了不少派系間的奪權狀况，也減低論述被騎劫的風險。黃背心運動仍着重意見領袖的言論，最終躲不過一定程度的派系之爭；相反，反送中人士着重求同存異，否定任何意見領袖對他派言論的攻擊，讓運動一直團結至今。而香港抗爭者對社交平台使用的出神入化，連登和各社交媒體在香港充當了抗爭者之間自我組織的有利平台；相比之下，黃背心既無類似連登的平台，在Telegram上的使用大多還停留在動員（而非組織）的功能上，組織的工作還是高度依賴朋友圈之間的溝通，大大窒礙了運動的跨群組、跨階層、跨地區發展。
論述決定行動，從而使運動變得可能。因此，在「反送中」論述逐漸褪色的情况下，大論述轉型尤其關鍵，不然運動只會步黃背心的後塵。同時，新的大論述不止要重新扣連社會各階層的利益，更要響應追求自由、民主等普世價值，從而爭取更大的國際支持，令香港的抗爭不至被孤立。當中文宣和論述戰與前線抗爭同樣重要，因為失去論述支持，前線的一切行動（不論「和理非」或勇武）皆變得空洞無力，也難以引發更進一步的行動。綜觀剩下的四大訴求中，真雙普選是暫時被抗爭者文宣刻畫最少，卻最有價值的論述戰場。試想真正能讓香港在未來不再掉進猶如送中法案的危機，唯一出路就是真雙普選，徹底地解決政府、議會從不問責於市民的結構性問題。五年前，真普選論述未至於深入民心，不少中間派的上一代人認為年輕世代不切實際，只懂追求對社會無甚好處的「民主」。然而，反送中一役讓不少淺黃、中間派甚至淺藍人士認清，民主其實與自身安危環環相扣，真普選訴求因此變得不再抽象，亦能扣連其他三大訴求，實乃將其打造成取代反送中大論述的大好時機。
堅守剩餘三大訴求固然重要，但與黃背心相似之處是，抗爭者在過去兩個月不斷強調反警暴，有時甚至超過反送中論述，令一場爭取自由、對抗極權的運動淪為與國家機器的鬥爭。前工會領袖Alain指：「近日主流新聞的畫面都只聚焦在前線，因為能吸引眼球。現在連Hong Kong Free Press也只聚焦在暴力場面。我明白他們想呈現警暴的可怕，但人們對『暴力畫面』是會產生疲態，繼而麻木。反送中之前能吸引外國人目光，正正因為其多元和創意，以及對民主的追求，而非一般的『示威者被毆場面』。」只是向外媒或政客輸出「人道危機」說法，顯然乏力。畢竟論警暴，法國現在真的不輸香港。只有當文宣重新包裝論述，將運動背後更着重的價值——自由、民主、人權，甚至命運自主——呈現出來，香港這場運動才能保留其獨有的魅力。
近日維吾爾族被文化清洗的情况愈來愈受西方社會關注，成為中西意識形態之爭的新戰場。早、中期的黃背心未有連結國際上同類群體的眼光，今天香港的抗爭應脫離地緣政治的形象，嘗試連結其他地方的抗爭，才能建立起國際連線，對抗極權暴政。維族人早前對香港抗爭的加持，讓西方社會的維權組織明白到：昨日新疆，今日香港，明日西方！
此外，香港的抗爭至今如此成功，媒體功不可沒。反送中另一比黃背心優勝之處，乃着重fact-check、不擁抱陰謀論的文化，讓運動中的文宣在外媒的眼中保留了很高的參考價值。最後，筆者必須指出在運動內盡量限制武力使用的重要性。暴力於現今全球運動中已愈來愈不受歡迎，連被喻為勇武的法國人，也對打砸、焚燒行動愈來愈抗拒。從策略角度看，大幅度的勇武抗爭難以獲得外界支持；而失去外國與媒體支持的話，政府「關門打狗」的話香港人也難以奈何。况且，回顧歷史，真正的勇武革命在近代的成功率極細，成功案例也通常與軍政府有關；在一般發達地區中，基於既定的營商環境優勢（有時反成限制），採納「和理非」策略的運動反而相對有號召力。當然，香港現正幾近淪陷至police state，前線抗爭者使用武力防禦而非進行攻擊的話，是有一定「合理性」。然而，這份「合理性」在現今全球「和理非」氣候中，顯得一點也不理所當然；如果沒了文宣在背後支撐，運動很快便引來詬病。以法國媒體為例，七一立法會一役由於使用節制性武力，且得到文宣強力支援，陳述事態來龍去脈，巴黎整體的報道算是非常正面，但後來有前線抗爭者擲汽油彈，由於未有大幅度的文宣和論述支撐，媒體的報道好壞參半。而於港鐵內的「跳閘」事件，也因為在「走票」與公民抗命間的爭論未做好論述工作，在媒體的效果也遠差於實况，影響了整體運動的形象。
同時，若政府姿態表現出「軟化」（如提出撤回或「溝通」），而前線卻將武力升級的話，中間派大眾會開始對運動產生厭惡感，從而離棄運動，並慢慢地認為抗爭者被「藍絲群眾」襲擊也無可厚非。而當愈來愈多中間派對運動進行「割席」時，媒體的報道便會出現變化，讓運動慢慢地喪失外國支持——默克爾早前訪華時，她雖然表示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但不忘譴責運動所出現的暴力。當政府開始提出「撤回」時，在運動轉型的節骨眼，抗爭者須經常保持理智，以建構新論述，保持運動的政治能量。不忘為香港犧牲付出的義士之同時，「和」或「勇」僅為策略，抗爭者須觀察並順應大眾反應調整策略；「be water，煲底見！」
文//楊健偉（巴黎第七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研究生）
編輯//楊焜庭
https://m.mingpao.com/pns/%E5%89%AF%E5%88%8A/article/20190915/s00005/1568484310049/%E5%91%A8%E6%97%A5%E8%A9%B1%E9%A1%8C-%E3%80%8C%E5%8F%8D%E9%80%81%E4%B8%AD%E3%80%8D%E9%81%8B%E5%8B%95%E5%A6%82%E4%BD%95%E4%B8%8D%E9%87%8D%E8%B9%88%E9%BB%83%E8%83%8C%E5%BF%83%E8%A6%86%E8%BD%8D政府永勝和群眾勿能識破便永敗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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