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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8日星期一

貨幣戰第二階段才是中國最大憂患

貨币戰第二階段才是中國最大憂患
梅新育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8

随着美聯儲第二輪定量寬松政策落地,加上10月5日日本央行決定重新實施零利率政策,并創立總額35萬億日元的基金用于購入資産,發達國家央行的這一系列舉措,使國際貨币體系核心國家濫發貨币的“貨币洪災”已成事實。

核心國家主導的這場“貨币洪災”,将會給中國帶來什麽?這場“貨币戰争”的影響和後果如何?筆者認爲,要做出正确的決策和判斷,不能拘泥于當前,而需要在兩階段貨币戰的跨度上審視,因爲競争性的彙率貶值和放松貨币供給僅僅是貨币戰的第一階段,核心國家重新收緊貨币政策才是真正産生沖擊的第二階段。

從更長時間跨度上考察,輸出通貨膨脹壓力還不是貨币洪災的最大沖擊;正如大水之後常有大旱一樣,以重新收緊貨币政策爲特征的貨币戰第二階段将引發大規模的資本流動逆轉和債務危機。

發達國家濫發貨币,導緻全球通脹提升,最後發達國家央行不得不大幅提升利率,将導緻全球資本從新興市場回流核心市場,導緻新興市場泡沫的破滅。這将給包括中國在内的新興市場帶來災難。曆史上已經有過類似一幕。

20世紀70年代“尼克松沖擊”,引發西方各國貨币競争性貶值的貨币戰争,西方主要經濟體步入“奔騰式通貨膨脹”時期,利率水平提升相對滞後,導緻1974~1977年扣除通貨膨脹後的倫敦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連續4年爲負數,1975~1980年間平均實際利率爲0,1970~1980年平均實際利率也隻有0.4%。

在此背景下,其他國家紛紛加大力度利用西方債務融資,即使與西方陣營敵對的主要社會主義國家也不例外。蘇聯當時将引進外資列爲戰略措施,其“九五”期間引進西方資本共計176.61億美元,其中1973~1975年間引進145.32億美元,占82.3%,是蘇聯從西方借貸的最高年份,且有的單項大宗貸款超過10億美元。

然而,到了1980年代初,這場後發國家債務融資的盛宴,便因美聯儲主席保羅·沃爾克(PaulVolcker)鐵腕推行的緊縮貨币政策而告終。他的鐵腕造就了“耶稣以來最高的實際利率”(時任西德總理施密特語)且長期居高不下,美國優惠利率(年率)從1976年的6.8%提高到1981年的18.9%和1982年中的15.3%,歐洲貨币市場的倫敦同業拆放利率從1976年的6%提高到1980年的11.6%和1981年的14.3%,債務融資條件急劇惡化。

以1982年墨西哥無力償還外債而引爆全球性債務危機爲開端,1980年代發展中國家債務危機的重災區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委内瑞拉、科特迪瓦、多哥、尼日利亞、紮伊爾等國相繼陷入“失去的十年”,波蘭外債危機更催生了團結工會,由此啓動了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國家劇變的曆程。

當時中國也與墨西哥式債務危機幾乎擦肩而過。1978年,我國進口猛增51.0%達到108.9億美元,導緻當年在連續兩年順差之後出現11.4億美元逆差,是新中國建國截至當時年度貿易逆差最高紀錄,比此前年度貿易逆差最高紀錄6.5億美元(1974年)高75.4%,其後1979、1980兩年貿易逆差進一步攀升到20.1億美元、19.0億美元,直至1981年才在強力控制下降到0.1億美元。

爲了償付進口,我國不得不動用外彙儲備和黃金儲備。1978年末,我國外彙儲備從上年末的23.45億美元銳減至1.67億美元,減少21.78億美元,降幅高達92.9%,當年支付進口比率(外彙儲備額除以平均月進口額)下降到0.18,爲1969年以來最低水平,而通常認爲國際儲備安全線爲3個月進口水平。1981年,我國又抛售了13萬盎司黃金儲備,年末黃金儲備從上年的1280萬盎司減少到1267萬盎司。

百般籌措之餘,由于無法償付進口技術和設備,我國仍不得不在國際金融市場利率高漲之際借入高息現彙資金,年息高達15%,且半年結息一次,5年本息就翻一番。這樣,1979年我國财政出現了1957年以來的首次國外借款35.31億元(按當年平均彙率折合22.7億美元),1980年國外債務還本付息便高達24.40億元(按當年彙率折合16.3億美元)。1981年1月,我國更不得不公開宣布無力執行1978年已簽約的一批大型成套設備引進項目,中國在國際市場的信譽遭受重創。

問題已經擺了出來。如果說“貨币戰争”第一階段,中國面對的壓力是通貨膨脹、資本流入、資産泡沫,那麽在可見的第二階段,中國将如何應對資本外流?類似于上世紀80年代債務危機、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新興市場泡沫破滅,會在中國上演嗎?雖然還名義上擁有,但實際上已經幾近無效的資本管制,還會像之前一樣保護中國經濟嗎?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11/194243.html

“貨币戰争”硝煙四起 中國百姓面臨通脹壓力加大
2010年11月08日
中青在線-
中國青年報

北京定慧寺小區的一個菜市場仍然熙熙攘攘。看着上漲的肉蛋價格,一位姓錢的阿姨抱怨:“什麽都漲,就是工資不漲!”她還很關注近期金價的蹿升,“誰家有個金镯子現在可值錢啦,報上說,這都是‘熱錢’給鬧的!”

金融危機之後,普通老百姓正在學習那些他們從前很陌生的詞語,譬如“熱錢”。11月5日,美聯儲通過了第二輪“量化寬松”貨币政策,6000億美元的鈔票注入到市場中。中國央行行長周小川随即表示,這對美國國内經濟而言可能是“最優選擇”,卻會對全球經濟産生副作用。他說,要防止“熱錢”流入中國。

這讓人們想到了更多的事實。中國股市“十·一”長假後突如其來的暴漲,把很多股民搞懵了。10個交易日内上證指數一度大漲超過17%,以資源、金屬類股票爲代表的衆多個股連續漲停。似乎一夜間,金融危機爆發兩年多來“熊市”的陰霾就一掃而淨。不少老股民感慨,“這波兒行情沒趕上太虧了!”

出乎意料的事情還在發生。中國樓市“新政”推行半年多,在一片打壓聲中,上海等地的高價樓盤仍然量價齊漲,地方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台新一輪調控政策。與此同時,統計部門公布的9月物價指數(CPI)爲3.6%,超過通常3%的警戒水平。這之前,央行加息的消息在全球資本市場驚起一陣波瀾——世界經濟還在低谷徘徊,中國竟然釋放了給經濟降溫的信号?!

事實上,多數金融分析人士對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都有或多或少的預測。一段時間以來,誰在操縱彙率的争論在全球蔓延,美國衆議院通過了壓迫人民币升值的法案。中國貨币政策再一次成爲衆矢之的。不過,直到美聯儲的印鈔機瘋狂轉動起來之後,人們似乎才明白,之前的那場“口水戰”原來隻是一次佯攻。

金融全球化的世界,沒人能躲開金錢的誘惑,也沒人能逃過金錢的洗劫。“不差錢”本來讓人欣喜,轉瞬間又成了煩惱。

當靴子落地之後,很多人對于美元這種紙币的濫發到底會帶來什麽影響,仍有些不知所措。

人們朦胧地感到,“貨币戰争”的硝煙背後是财富的大規模轉移與重新分配。而他們更想知道,在這場全球性的金錢角逐中,如何看住自己的錢袋子?

美聯儲向全球貨币市場“注水”

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剛一推出,經濟學家謝國忠的檄文就在網上流傳。他說這是“通往地獄之路”。“如果你印1萬億,我也印1萬億。當然,其他人也會這麽幹。大家都印1萬億後,彙率沒變化?好吧,那麽我們再來一輪吧。”

在謝國忠看來,美國正是所謂“貨币戰争”的真正發起者,他們肆無忌憚地印錢,而全球經濟則離“世界末日不遠矣”。他理解那些“把黃金成噸地運回家的人”,美元濫發激發了金價狂漲,人們湧向貴金屬一方面是賺錢投資,而更多的是擔心貨币貶值。

這已經不是美聯儲第一次向全球貨币市場“注水”。去年3月,美國首輪“量化寬松”推出,總規模約1.7萬億美元。美元指數由此開始從89下跌到74。但寬裕的流動性給國際資本市場帶來了一場及時雨。一年之内,道瓊斯指數攀升到11000點之上,漲幅比最低點時超過70%。國際石油價格則從每桶40美元左右,上漲到接近90美元,漲幅超過100%。以小麥、棉花爲代表的大宗商品也在連續漲價。

與資本市場的“狂歡”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美國經濟的基本面仍然是愁雲慘霧。美國基礎利率一直維持在0.25的低位,财政赤字攀升,占GDP比值接近10%,經濟增長在短時間的反彈之後再度下調。最能反映經濟活力的指标失業率超過9%,一些分析人士認爲,考慮到隐性失業和放棄找工作的人,這個數字接近20%。這說明“打激素式”的貨币刺激政策幾乎失效了。

早在今年8月,中國人民大學貨币研究所副所長向松祚,就從美聯儲的例行會議上嗅到了沮喪的氣息。他的判斷是,“世界最強大中央銀行之貨币政策看來已經彈盡糧絕,伯南克黔驢技窮矣”,美聯儲将重啓“量化寬松”。

然而,這種“開着直升機撒錢”的辦法,并沒有把救命的錢送進普羅大衆手中,而是輕而易舉流入富裕階層和大金融機構、投機機構手裏。而這對經濟的真正恢複壓根兒起不到作用。受金融危機打擊最大的人群,是收入微薄的老百姓,在經濟蕭條的時候他們面臨失業、減薪、收入下降、還不起債的窘境,這使得真實經濟的需求急劇下降。

錢都跑到哪兒了?向松祚分析,一部分流向全球金融貨币市場(尤其是債券市場和金融衍生品的自我循環);一部分跑到石油、貴金屬、糧食等大宗商品市場炒作;一部分以“熱錢”形式跑到了新興發展中國家的資産市場(樓市和股市)。

由此,全球經濟出現了“相當怪異的現象”:真實經濟總體萎靡不振,絕大多數股市和大宗商品價格卻基本回到危機之前水平;以傳統CPI衡量的全球通脹水平暫時處于低水平,好些發展中國家資産市場卻劇烈飙升(譬如中國樓市),局部地區通脹預期急劇惡化(譬如印度)。

“美國希望爲自己的經濟難題找到速效藥,它的藥方是美元貶值。如果它迫使人民币升值,那麽接下來,也會迫使日元、歐元還有别的國家貨币升值。”謝國忠稱,美國這個占全球經濟四分之一的經濟體,總想把自己的問題扔給别人。但最後,這還是“一招死棋”。

其他國家不會縱容自己的經濟被貨币洪水淹沒。他追問,如果貶值沒帶來出口增長,“量化寬松”僅會導緻通脹,而美國人正在房屋價格下跌和高失業率中煎熬,如果石油價格再翻番,整個國家有可能失去穩定,這時候怎麽辦?

債權人要拍桌子

如同一個信号彈,美聯儲第二輪“量化寬松”啓動之前,一些主流金融報刊卻率先把矛頭指向了人民币。中國在金融危機之後率先實現經濟複蘇,一度成爲世界經濟的“大救星”。可轉眼之間,就成了美元貨币洪水來襲之前的替罪羊。

10月上旬,在美國華盛頓參加IMF(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年會時,向松祚切身感受到了對人民币撲面而來的敵意。某些英美金融高層認爲,人民币彙率升值成了拯救世界經濟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環球财經研究院院長宋鴻兵表示,中國是美國第一大債權人,但由于美元貶值,2006年~2009年中國這個債權人賬面損失約5000億美元。逼迫人民币升值,其實就是掩蓋美元濫發進而貶值的事實,這直接侵犯了債權人的利益,美元長此以往,總有一天會遭到債權人的抛棄。

“現在中國和美國的位置似乎颠倒了,倒像是中國欠了美國很多錢,而美國這個債務人對中國提出種種要求。”他說,“是到了債權人拍桌子的時候了”。

宋鴻兵經常把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的嚴重性同1929年的大蕭條相比。在他看來,美國經濟是被債務綁架了。1929年與2009年最大的共同之處,就在于美國經濟的負債與GDP的比例“有着驚人的相似性”。1929年,美國總負債占GDP的300%,整個國民經濟在沉重的債務壓力下崩盤;而2009年,美國的總債務已近GDP的400%。

美國的債務不僅僅局限在國債,而是整個美國的政府、企業和私人對銀行系統的總負債。2008年美國總負債規模已高達57萬億美元,這還不包括104萬億美元的醫療、社會安全等隐性政府負債。2006年,這個數字僅爲48萬億美元。也就是短短兩年間,美國GDP從13.1萬億增加到14.2萬億美元,債務卻增加了9萬億,債務增長速度是GDP的8倍。

借新債還舊債,但債卻越借越多。宋鴻兵說,美國政府的“量化寬松”,就是通過借更多的債,來解決當前的債務危機,“這就像推石頭上山,他們提供的貨币越多,上的坡越長,也越陡”。

事實上,貶值和通貨膨脹,對于美元這個“欠了一身債”的貨币來說,似乎很是受用。在貨币戰争硝煙彌漫之時,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張茉楠在《瞭望》刊文稱,美聯儲重啓量化寬松貨币政策,潛在意圖就要使财政赤字貨币化,再次抵消債務成本,美國反而可能是這場“貨币戰争”的最大受益者。

該文認爲,美國逼迫人民币升值可謂“一箭多雕”:既想配合美國以出口帶動經濟增長的結構調整,實現内需疲弱下的經濟複蘇,又想讓人民币升值稀釋債務,寄希望于通過美元貨币貶值實施一次中美之間财富的“大挪移”。對此,中國必須有打持久戰的心理準備和戰略準備。

11月5日,在央行行長周小川發出了“熱錢”警報的同時,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崔天凱就在一次媒體吹風會上對美聯儲的行爲表示“擔憂”,他說,“一個國家的财長說過,濫發鈔票就等于變相操縱彙率。”

他進而表示,美國的貨币政策會産生“溢出效應”,如果美國一直執行這種政策的話,恐怕不僅僅是“溢出”的問題,最後還會成爲“洪水”。

票子毛了,錢包癟了

泛濫的“美元洪水”沒有挽救美國經濟,反而在沖擊着新興經濟體的金融堤防。

針對美聯儲最新貨币政策,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一時間發出警告,過量的資本流入金融市場,尤其是海外市場,将推高新興市場國家的本币彙率,進而影響這些國家出口,同時催生資産泡沫。他說:“美聯儲的貨币政策在相當程度上導緻了當前彙率争端的亂局,并造成很多國家被動進行幹預。”

張茉楠認爲,以中國爲代表的新興經濟體是這場“貨币戰争”的最大受害者。如今,流入20個主要新興經濟體國家的國際遊資,無論速度和規模均超過金融危機爆發前。2009年4月至今年上半年,國際金融資本流入這20國的年均規模達5750億美元。其中,2010年上半年進入新興經濟體的國際遊資78.6%都流向亞洲國家,對這些國家貨币構成升值壓力、埋下通脹隐患。數據顯示,20個新興經濟體中有近2/3的國家實際利率爲負值,價格總水平上漲壓力極大。

這其實回答了北京菜市場上那位錢阿姨提出的疑問。“熱錢”從太平洋彼岸襲來,它一邊在國際大宗商品市場上炒高了糧食價格,并傳導進國内市場;一邊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國内的樓市、股市,炒高房價、股價。那些隻有工資收入而缺乏投資渠道的老百姓,就會發現“票子毛了,錢包癟了”。

“熱錢進入新興經濟體總是一個泡沫。我想不出來有什麽例外,每次都是這樣。”謝國忠稱,過去10年,中國的貨币供應量呈爆炸性增長,從12萬億元上升到70萬億元。中國工業的高增長确實消化了部分增量,但更大的部分進入了高估的地産市場。“一旦資産價格正常化,錢就會一瀉而出,貶值就不可能避免。”

并非隻有中國面臨這種“對外升值、對内貶值”的困境。印度央行今年已經第六次加息,其通脹指數連續6個月維持在兩位數水平。

财經評論家張庭賓稱,中美之間形成了“中國人勞苦、美國人享福”的循環關系:中國人苦幹,用極其廉價的勞動和資源制造商品,輸送給美國,美國則印紙币來換;中國人獲得了美元,積累成外彙儲備,又購買美國各種債券;美國人再用這些錢享受廉價的中國商品(貿易順差),到中國投資(FDI);外商投資和貿易順差導緻國内發行更多人民币,物價就越來越貴;美資企業在華獲取豐厚利潤,并向美國出口更多商品……而最後,美聯儲還要在濫發鈔票之前給人民币扣上“操縱彙率”的帽子。

人民币要爲人民服務

歐洲太平洋資本投資公司總裁彼得·席夫說,即便美元漲跌還有反複,但從長期看,“把本國的貨币和美元綁在一起,就像是把自己的船綁在泰坦尼克号上。”

11月中旬,G20峰會将在韓國召開。銀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左小蕾稱,在這個全球金融秩序極度混亂的時刻,中國必須警惕“廣場協議”的中國版——峰會議題再次“被設置”在人民币彙率問題上,某些國家可能針對中國經濟政策采取“聯手行動”。

她認爲,中國應該大力倡導,“哪一種貨币币值穩定,就支持其爲貿易結算貨币”,人民币應該成爲中美貿易、中歐貿易、中日貿易和大宗商品貿易的結算貨币。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長夏斌表示,改善國際貨币體系是一個漸進的過程,發展中國家勢單力薄,隻能好自爲之,應該“去努力構築防範外部沖擊的‘防火牆’”。

這位央行貨币政策委員會的專家強調,在面對金融危機時中國貨币當局要“保持清醒”,一定要學會“以我爲主”式的思考。

宋鴻兵則在大力呼籲“人民币國際化”。貨币的核心是信用,人民币持有人可以用它購買中國價廉物美的商品和服務,而中國正在成爲世界最大的“生産型大國”,這就是信用的基礎。

“當你接受貨币交換你的勞動時,你必須完全相信你可以用它來交換其他人的勞動。你的錢包表達了你的希望,世界上從某個地方有人不會違約,因爲道德原則是貨币的根基。”宋鴻兵說,這句話引自前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的精神導師安·蘭德,但不知道格林斯潘和他的後繼者們是否快遺忘了。

人民币的堅實基礎,更來自中國經濟紮實、健康的發展。經濟學家李才元稱,某種意義上說,全球經濟正在經曆一場“金融内戰”:經濟結構中,實業是造血的骨骼,資源和金融是吸血的皮肉,二者必須要個合理的比重;世界經濟如今就像得了“肥胖病、高血壓”的人,早已氣喘籲籲。

他認爲,走出大危機的唯一出路是“止血加造血”———抑制資源泡沫、限制金融炒作、管住貨币濫發、扶持實業和科技創新。中國政府給癫狂的樓市降溫,就是爲了讓經濟肌體達到平衡。

李才元說,金融全球化把所有的人連在一起,大危機也是一場“史無前例的群衆金融運動”,其實“人人都是危機的制造者”,中國人應該懂得,“自己應該掌握自己的金融命運,不能總是埋怨别人。”

最近,全國人大财經委副主任吳曉靈表示,過去相當一段時間央行存在貨币超發的問題,特别是2009年,爲了應對金融危機采用了“極度寬松”的貨币政策。據《中國經濟周刊》引述數據稱,我國廣義貨币供應量(M2)與GDP之間的比例正在加大,到2009年年底,中國GDP總額爲 33.54萬億元,是1978年3645.2億元GDP規模的92倍。而同期M2從1978年的859.45億元增長到2009年年底的60.62萬億元,爲705倍。截至今年9月末,M2餘額已達69.64萬億元,按照國家統計局發布的前三季度GDP達26.866萬億元計算,比GDP多出了42.774萬億元。

有分析認爲,盡管随着經濟貨币化和金融深化程度不斷加深,廣義貨币供應量與GDP之比例肯定呈上升趨勢。然而,假若基礎貨币供應速度遠超真實經濟增長速度,結果必定是通貨膨脹。

謝國忠認爲,今年以來包括綠豆、姜、蒜、辣椒在内的農副産品價格輪番上漲與央行貨币超發有聯系,“多餘的錢在市場中亂蹿,過量貨币已經給中國經濟實體帶來了巨大通脹風險”。

如何管好、用好人民币,本身也在考驗中國貨币當局的智慧。

張庭賓說,中國即使要出口商品,也應換回來資源,而不是換回貶值的紙币。他建議,中國應同亞、非、拉等資源國家建立直接的平等良性的互惠循環——中國購買這些國家的資源,并承接它們的基建工程,這些國家獲得人民币,再用人民币購買中國的商品和服務,“如此各取所需,才是人民币國際化的正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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