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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11日星期四

日本財團插手中日敏感問題:從“釣魚島争端”到“中國金融安全”

日本財團插手中日敏感問題:從“釣魚島争端”到“中國金融安全”
作者:餘啓陽
文章發于:烏有之鄉
更新時間:2010-11-11

從“釣魚島争端”到“中國金融安全”
—— 解析日本财團的政經角色:插手中日敏感問題

2010年11月09日
來源:環球财經

  日本财團的政經角色

  在中國與日本的關系中,從領土争端到經濟安全,我們常常忽視了日本财團在事件背後的利益糾葛與幕後作用。這次發生在釣魚島的扣船事件所引發的一系列中日關系問題,讓我們重新審視和挖掘日本财團在中日政治、經濟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誰挑動了“釣魚島争端”

  2004年7月7日,正是日本發動侵華戰争“盧溝橋事變”67年紀念日,日方不顧中國政府的強烈抗議,派出調查船逼近中國“春曉”油汽田,進行爲期3個月的所謂“勘探調查”。此前4個月,日本曾扣押了登上釣魚島的7位中國勇士,引起中國民衆的強烈抗議。

  一個月後的8月7日,日本政府制定了“爲确保蘊藏着礦物資源的大陸架的權益而盡早劃定大陸架”的基本方針。與此前進行大陸架調查相同,日本政府再一次啓動了“官民一體”的機制。資料顯示,日本“芙蓉石油開發株式會社”是試圖開采東海油氣田最積極的企業,早在上世紀70年代就一直在向政府要求授予試開采礦業權。

  正是在2004年,日本石油資源開發株式會社收購了“芙蓉石油開發株式會社”,并進一步整合芙蓉旗下的礦區,取名“石油天然氣資源開發公司”,成爲日本政府間接控股的一家上市公司,日本石油公團持有49.94%的股份。此後,公司更名爲“尖閣石油開發株式會社”。“尖閣列島”正是日本人對釣魚島的稱呼。

  資料顯示,芙蓉石油開發株式會社是富士财團(又稱芙蓉财團)的丸紅株式會社(綜合商社)下屬企業。丸紅株式會社這家日本綜合商社并不爲中國人熟悉,人們更多關注日本政府在釣魚島和東海争端的态度與動作,常常忽略了背後日本财團的意志和能量。

  事實上,日本的大政方針更多是由财界主導、政界參與制定的。特别是日本的綜合商社在社會經濟與國際政治中,扮演了獨特而重要的角色(可參見白益民最新著作《瞄準日本财團》)。

  台灣問題背後的日本“财界人”

  日本财界領袖級人物永野重雄曾對“财界人”下過一個定義:“自己不能搞政治就派代理人去搞。有這種力量的就是财界人。”正如永野所言,财界成爲了事實上主導日本社會經濟的“商人幕府”。 如1955年鸠山政權的倒台,源于時任經團聯會長的石坂等财界主流的極力反對。

  以綜合商社爲核心的日本财團是如何在政治上發揮能量的?除了在本土外,還在中國台灣地區得到充分體現。如,中國台灣長榮财團的創始人張榮發早年曾爲日本船商效力,因而與日本商界聯系密切。1978年中國台灣“交通部”批準長榮海運公司開拓歐洲航線,其資本額75%來自日本富士财團的丸紅(綜合商社)。長榮海運則一再強調,該公司與丸紅之間隻是普通客戶關系,還煞有介事地在1980年正式委托一家英國公共關系公司出面駁斥“不實謠言”。事有湊巧的是,《國際集裝箱運輸》雜志上刊登了一則文章,透露出美國信孚銀行貸款給丸紅,後由丸紅轉貸給長榮的内幕,島内輿論頓時嘩然。長榮航空公司購飛機,丸紅也出馬進行聯貸,參與的日本銀行達百餘家,台灣本島一些銀行想給長榮提供貸款,卻根本針插不進。

  上世紀80年代,台灣長榮财團投入7000萬台币成立“國家政策研究中心”,高薪網羅一些專家、教授,專門研究“台獨”問題。中心成立後,所需經費全由長榮集團支付,研究出的“成果”直接送給李登輝參考。因此,與日本财團關系緊密的長榮财團“國家政策研究中心”,成爲李登輝搞“台獨”的“智囊團”。

  富士财團的馬前卒:丸紅與日立

  丸紅是富士财團的綜合商社,表面是一家巨無霸級的國際貿易公司,而背後都是财團的金融企業大量持股,實質上扮演着一個投資銀行的角色。2006年5月19日,新華網刊發了一篇“日本丸紅公司與中國的故事”的文章介紹說,丸紅2006年對華貿易爲80億美元,已在中國設立了144家合資與獨資企業。

  鑒于中國對外資源的依賴逐步加深,2010年5月,丸紅宣布,将加大在海外資源領域的投資力度。根據丸紅商社下屬的資源能源部門新增的投資計劃,到2012年以前,将投入資金3000~3600億日元,用于強化其在包括鐵礦石、普通煤炭、鎳、銅以及稀有金屬等領域的控制。丸紅還計劃投入專門資金,加強貿易類人才的培養,以确保獲得最大收益。

  富士财團是日本的六大财團之一,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安田财閥而發展起來的。富士财團又稱芙蓉集團,因爲日本人稱富士山爲“芙蓉之峰”。

  與三菱、三井、住友等财團相比,富士财團較爲松散,但是丸紅作爲财團的綜合商社,發揮着産業組織者的作用,将其有機地結合起來。目前,富士财團由29家大企業組成,其核心企業有丸紅(商社)、富士銀行、日立、佳能、日産汽車、日本鋼管、劄幌啤酒、日本精工、久保田等。

  日立公司是富士财團的重要核心企業之一,其重點産業在裝備制造領域,包括高鐵、核電等,實際上是一家披着民用外衣的日本軍工企業。同時,日立集團大力發展數字媒體産品、電子零部件、汽車零部件等基礎技術産品事業領域。

  根據2006年制定的“中國事業新戰略”, 日立當年在中國市場實現70億美元的銷售額, 預計2010年度在中國市場的總銷售額達到120億美元。爲此,日立(中國)有限公司董事長的冢田實在接受中國媒體專訪時稱:“我要不遺餘力地尋求日立在華130餘家企業協作效應的最大化。”

  多年來,日立在中國投資的130餘家企業所開展的業務,涵蓋了電力及工業設備系統、樓宇系統、城市交通系統、信息通信系統、醫療系統、電子消費産品、建設及資源開發系統、汽車系統與汽車系統材料、信息電子及面向數字家電零部件與材料等領域。

  日立已将“社會創新(基礎設施)事業”與爲此提供支持的“基礎技術産品事業”确立爲日立集團在中國市場的重點業務領域。一旦這個領域被日立掌握,也就相當于中國城市的生活命脈幾乎也就被掌控在日本人手中。

  誰在觸碰中國金融安全的基石?

  數據存儲被稱爲金融信息安全的奠基之石。2010年,日本日立集團旗下的日立數據系統公司(HDS)在中國數據存儲領域有了大動作,主要是通過一家名爲“北京長遠智揚科技公司”(簡稱“長遠智揚”)的私有企業,接近中國大型銀行等金融企業。爲此,7月1日,日立向“長遠智揚”的法人代表及總經理石鋒授予了中國區首批“白金合作夥伴”的資格。

  資料顯示,長遠智揚注冊資金100萬元,目前客戶群主要是國有四大商業銀行(工行、建行、中行、農行),主要産品爲日立數據存儲、IBM、HP、Sun服務器和管理軟件,總部設在北京,在福州、廈門、香港、上海、南昌、長沙、濟南、鄭州等地設有辦事處。注冊資金不過百萬元,事業規模卻如此之大,令人稱奇。

  長遠智揚的法人代表石鋒,兼爲北京融商電子貨币工程集團駐福州辦事處負責人。資料顯示,北京融商電子貨币工程集團創辦于1993年,是國内首家從事電子貨币工程的專業化公司,尤其得到了銀行系統的普遍信任。融商集團全方位緻力于金融電子化、系統集成和辦公自動化等系統的建設,并且在計算機網絡、銀行專用機具的研制和推廣。

  在IT業内,大家都知道“全面三防的日立Simple Touch軍工移動硬盤”。所謂移動硬盤就是小型數據儲存器。日立這款硬盤的外形類似一輛奔跑中的裝甲車的造型。在性能上,日立Hitachi Simple Touch除具備常用功能外,由于這是一款采用軍工技術研制的軍工級産品,它還擁有能夠經受住一噸重的重壓和防水的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日立公司與美國的IBM公司關系密切。2001年7月9日,IBM公司、日立公司及其全資子公司日立數據系統宣布達成戰略技術協議,擴展存儲服務器之間的互操作協議。2002年6月,IBM以20.5億美元将其硬盤生産部門出售給日立公司。交易完成後,日立公司與IBM共同建立一個硬盤合資公司,名爲日立全球存儲技術公司(Hitachi Global Storage Technologies),日立擁有合資公司70%的股份。

  事實上,無論是日本的日立還是美國的IBM,都屬于軍工型企業,他們的産業部門與軍工部門有着密切聯系。軍工型企業日立爲何在中國與注冊資金隻有100萬元個體戶式的小公司有着密切聯系?中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數據存儲這樣一個重要的金融信息安全基石領域,卻由“長遠智揚”這樣與日本軍工型企業密切合作的小型私企來構築,不禁讓人對其中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憂心忡忡。

  丸紅在中國幹過的勾當

  更有疑問的是,爲什麽日立公司在中國有衆多辦事處及上百家合資企業,卻不通過自己的公司,偏要啓用一家中國個體企業“長遠智揚”向中國的金融巨頭們推銷自己的數據存儲設備呢?對此我們不能妄下斷言,但就《瞄準日本财團》一書作者白益民先生曾在日本綜合商社工作12年的工作經驗來看,這種行爲不可不防。

  丸紅就曾給我們上過很好的一課。在《法制與新聞》月刊2001年12月号上,曾披露過這樣一個案子:

  1985年我國對北侖港電廠項目向國内外招标時,日本丸紅株式會社等幾家公司參與競标。當時,丸紅公司投标圖紙上的某些數據并不符合招标書的要求。爲了能順利中标,丸紅公司找到了項目的招标業主——浙江省電力局副局長方複明。

  按照規定,方複明隻負責審查此項工程的采購指标、技術條款等,其他方面則鞭長莫及。但是方複明找到了在競标過程中有着舉足輕重的位置的兩個關鍵人物。一個是中國水利電力對外公司副總經理劉連城,另一個是該公司進口處處長吳守仁。

  方複明把劉連城和吳守仁推薦給了丸紅公司,此後丸紅公司在競标路上一路綠燈。最終取得了北侖港項目的承攬權。

  事後,丸紅公司按照約定向方複明支付了16萬美元。方複明留下8萬美元,剩下的8萬美元劉、吳二人平分。兩人分次接收了賄款,吳守仁以“姚午鴻”的名義簽收。

  方複明後移居美國并取得美國國籍,但在中國大陸活動頻繁,引起我國偵查人員注意。偵查人員發現,方複明多次在一些國家大型招投标項目過程中出入主管領導住所,行迹十分可疑。1999年方複明再次回到中國。偵查人員悄悄潛入他的房間,打開他的手提電腦,裏面的内容讓所有人大吃一驚:電腦中有500餘份材料,其中大部分是國家機密文件。

  偵查人員在電腦裏還發現了一張表格,表中赫然記錄着方複明計劃行賄數百萬美元,已支付50多萬美元以及受賄人的簽字收據等情況。 這實際上就是一張傭金分配表!

  從這些資料看,偵查人員斷定方複明近年來的主要工作就是爲一些外國公司做項目代理,通過巨額賄賂我國家工作人員,爲外國公司刺探、收買有關工程項目的秘密和情報,從中收取顧問費。偵查人員沒有貿然行動,迅速離開了賓館。2000年2月28日,方複明再次回國後被扣押。

  後來,偵查員從方複明處查獲的簽字收據,大部分署名與傭金分配表中受賄人的姓名不符。在調取筆迹進行比對後,發現“姚午鴻”的簽字與吳守仁的字迹相同。提審吳守仁後,15年前日本丸紅商社中标北侖港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劉連城也就此歸案。

  2001年10月,美籍華人方複明被中國司法機關依法審理。 據《法制與新聞》月刊2001年12月号報道,該案涉及諸多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包括原水利部副部長查克明、7個廳局級、數個處級幹部。

  前車之鑒,足以爲戒。對于日本财團在中國的政治經濟活動之種種,國人不可不防!

http://www.wyzxsx.com/Article/finance/201011/1949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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